随着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加，进而产生了对女性技能的社会要求，出现了不少关于女性教育问题的讨论。最典型的是《申报》刊登的《论女学》，由此引发了围绕兴女学问题的讨论，《兴女学》首先介绍泰西诸国日甚一日的女学，并提出“女学兴而溺女之惨不禁而自止”“女学兴而男学臻臻日上”等观点，倡言兴办女学。有人撰文赞同说：“女学兴而风俗人心可以大正。”随后，《申报》陆续刊登了《再论女学》《论设女教以端士习》《扶阳抑阴辨》等文，提倡男女并重，以泰西、东瀛为例倡办女学。

《申报》兴女学讨论从传统社会“针黹女红”“识字记数”到西方世界“天文、地舆、算法”，“诸书具备”，从封建积习“不敢与男子并立”，到近代“妇女之灵性与男子同”观点，再到呼吁“人禀气质而生，为男为女因乎自然之化”认识，其对兴女学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有些内容已经超越了女性教育本身。

—摘编自戴娟《清末民初中国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以〈中报〉为视角》等

材料   从1840年到1930年前后，华工出国迎来高潮。19世纪，随着欧洲各国相继宣布禁止贩奴，美洲等迁入地的迁移“拉力”也大为增强。当时的中国，人口压迫已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窘迫，列强侵略又导致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对于闽粤沿海人民来说，出国谋生成为唯一选择。于是，迁出地的“推力”也明显增强。

出国华工有两种，一种是“契约华工”，另一种是“赊欠单工”。前者指应募到海外做工并与招募者订有契约的出国华工，但契约规定在实际中从未真正兑现过。后者指赊欠船票旅费的出国华工，虽有“自由出洋”名义，但出国后往往被当作奴隶看待。据统计，1845-1920年间，出国华工约千万人次，但出国者并非都能到达迁入地，仅海上死亡率一项，就已令人膛目。出国后，他们遍及世界诸大洲，以东南亚地区为主要迁入地。

——摘编自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

材料一   1921年，苏俄反帝斗争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共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实际，积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并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确立实施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废除了余粮收集制，改为缴纳粮食税，并允许农民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在社会进行交换及流转，甚至可以发展小商品经济。但为了防止农民的盲目性，国家必须加以控制。此外，列宁还强调布尔什维克在保障农村文化发展不走入歧途的同时，还要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他们积极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

——摘编自唐广虎《列宁新经济政策内容及启示研究》

材料二   斯大林掌权后，于1929年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其建立的社会主义饱受诟病，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也相去甚远，但任何人不能否认他建成的的确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即国家对经济的自觉管理，实行了按劳分配，在政治上普通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不理想，但符合国情，在这一模式下，苏联与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

——摘编自安启念《唯物史观视野下的苏联模式》

材料   1908年，旅京山东人士受危机意识和乡缘观念的驱使，创办了《山东杂志》。其发刊词指出：“《山东杂志》何为而作也？乃为东人筹生活之计、自全之策，而广集事汇、兼为论说，偏陲之父老子弟，使易其积习，以免于危亡也。”杂志由山东同乡集股经营，初次召集时，“大众非常踊跃，认百股者三人，其余十股至五十股不等，约计已集约在千股以上”。杂志在山东省内的东牟公学、济宁公立阅报所以及各府中学堂等地广设代派处，还采取“代销杂志十份以上者酌提一成”等办法促销。杂志的载文分为十类，即论说、朝政、学务、民风、吏治、实业、交涉、要闻、轶事、杂录。杂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野心和手段进行揭露，对清廷的吏治腐败和对内昏庸、对外出卖国家利权的事实进行批判。

——摘编自孙向群等《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山东杂志>评述》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随着深圳现代化城市规模的逐步形成，各种类型的案件纠纷大量涌现。为适应新形势，1987年以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全国法院系统第一个经济纠纷调解中心、第一个专门审理涉外、涉港澳台经济案件的经济审判第二庭、第一个专门审理房地产案件的房地产审判庭、全国第一个破产案件审判庭、全国第一个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民事审判庭等。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对深圳司法改革举措给予肯定，全国25个省市的多家法院来深圳学习经验。后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又设立全国法院系统第一个专门的立案机构——立案处。将原来各业务庭的自行立案权分离出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深圳法院逐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全面推进以公开举证、质证、辩论、认证、裁判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

——摘编自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深圳法院的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