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吉林延吉磨盘村山城遗址在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在遗址考古中，考古学者发现两个官印，一是“监支纳印”，钮右侧刻“天泰四年五月造”。根据官方正史《金史》记载，诸仓有监支纳官，八品。天泰，为东夏国年号，“天泰四年”即公元1218年。另一个是“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印背柱钮刻“天泰三年六月一日”，左侧刻“南京行部造”。由此可以证实，磨盘村山城遗址属于我国东北地区地方政权东夏国，很可能就是其南京治所。由此可知（     ）

A．考古发现较官方正史记载更接近历史真相

B．合理的历史想象在历史考证中有重要作用

C．判断史料真伪是进行史料实证的首要步骤

D．文字遗物在对遗址性质判断上起关键作用

2 . 下表呈现的是宋代程颐和朱熹的思想观点。这说明理学家（     ）

思想家	观点
程颐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朱熹	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

A．主张学史时须重视道德教化	B．研究历史注重史料搜集整理
C．通过探究万物获取历史真相	D．借助历史事实领悟心学理念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产生的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史学研究的启示。

4 . 下面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对日本731部队在撤退之前毁灭罪证时的场景的描述(局部)。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那座利用特殊钢材和近50 公分厚的水泥墙盖起来的特设监狱，十分牢固……部队人员拿着铁镐和铁锹走进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一刹那，都吓得呆立不动了……他们发现在单人牢房墙上闪耀着黑紫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每个字约为 20厘米见方。监狱里根本无法搞到笔墨，一看便知道那是用鲜血写成的。一个个黑紫色的字迹，像高压电流般地冲击着这些慌忙进行战败处理的731 部队人员的大脑，使他们麻木了

A．材料类型单一尚未形成有效证据链	B．印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C．文字记载的主观性限定了历史解读	D．史料记载无法还原历史真相

5 . 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司马)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今求义理下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据此可知，朱熹希望（     ）

A．以理学为指导对史学革新	B．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
C．史学研究者关注时势变化	D．探究万物以获取历史真相

6 . 下图是1857年11月14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广州全景速写》。英国记者不仅画出了城北要塞和遭到炮轰的内城督府衙门位置，还做出如下报道：“这种公开决裂是由于中国官员扣押本国罪犯而引起的……中方没有就违反英中条约，侵犯英方条约权利和对英国国旗的侮辱做出道歉。”对以上信息理解最准确的是（     ）

A．图像史料难以还原真相	B．绘画作品具有学术价值
C．立场态度影响历史解释	D．职业修养决定新闻内容

7 . 1618年两位罗马天主教使官被一群愤怒的新教教徒扔到了窗外。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使官都没有死，罗马教廷将此宣传为“上帝襄助”；而新教教徒讲述两个使官死里逃生的原因是“两人掉在了一堆牲畜粪便上”。由此可见（     ）

A．历史史实具有多种可能	B．历史解释受时代影响
C．不同立场影响历史叙述	D．史料互证可得出真相

8 .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考证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9 . 《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编年体史书，为嗣君和先朝大臣所编撰。1900年7月31日光绪帝谕旨，原文如下：“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收入《德宗实录》（成书于1927年）时改为：“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这说明（     ）

A．历史认识具有多元特性	B．历史事件难以形成共识
C．史料流转导致信息失真	D．史料互证才能还原真相

10 . 下图为公云前6世纪末的波斯帝国王室艺术作品《贝希斯敦铭文》的浮雕示意图，浮雕四周用楔形文字记录了大流士一世的平叛功绩。该作品（     ）

A．与历史文献互证能完全还原历史真相	B．为研究大流士王权理念提供实物史料
C．是破解古代陈亚楔形文字的关键素材	D．是研究波斯帝国官僚体系的图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