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体系发展已成熟 | B.催生了农时观念 |
C.与农业生产紧密 | D.适应了小农经济 |
A.图像比文献记载更可靠 | B.西周重视天文观测 |
C.文物与文献可相互印证 | D.楚国制漆工艺精湛 |
材料 宋代医者多治儒学,即便不属儒家,亦受儒学影响,《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即有儒医的记载。
钱乙(约1032~1113),山东郓城人,北宋儒医的杰出代表。他三岁丧母,因父亲常年在外行医,寄居于姑母家,跟随姑父吕氏习医。他赡养父亲和姑父,直至终老,并以孝子礼安葬吕氏。他早年在民间行医,以擅长儿科闻名;后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古代的小儿科历来被称为“哑科”,最为难治。他在数十年的行医实践中,积累经验,精心总结小儿病诊治的规律,撰写了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该书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儿科专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记载了小儿常见疾病诊治方法及120多首方剂。因贡献卓著,他被誉为“幼科鼻祖”。
——据《宋史·钱乙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钱乙的医学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对钱乙的影响。
A.奏言缓解了清廷当时困境 | B.反思了当时中国近代化问题 |
C.认识到贸易逆差的危害性 | D.已有“师夷制夷”的海防思想 |
A.导致了雅典社会的分裂 | B.带有强烈的等级命定论色彩 |
C.诱导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 | D.不认可雅典实行民主政体 |
A.世界万物的本原 | B.为人处世之道 |
C.自然运行的规律 | D.治理国家之道 |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A.采取黄老之学 | B.奉行独尊儒术文化政策 |
C.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 | D.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 |
A.强调“春秋大一统” | B.背离了先秦传统儒学 |
C.趋向“三教合一” | D.糅合了多学派思想 |
材料一 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幸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积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奖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少数民族政权华夏认同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原因,并简析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