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山人”是晚明时代的一个特殊士人群体，他们多为仕途中的失败者，受王阳明“心学”的熏陶，挟才自傲，倡导个性解放，揭露社会阴暗，并由此而“非官”、“非政”、“非君”。“山人”群体的出现折射出（     ）

材料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倡新史学要从地理、人种等角度切入，还要具备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五德”，并把这些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历代史书以记人为主，主要为了歌颂帝王功德。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历史的目的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以施诸实用，贻诸来者；旧史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让皇帝知道兴替的规律。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把“朝廷”与“国家”分开，提倡新的纪年方式，反对以皇帝年号纪年等。

——摘编自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等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