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 《韩非子 ·和氏》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 《韩非子 ·五蠹》

材料二     由于隋朝的严刑峻法和繁重的苛捐杂税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使唐朝统治者认识到：通过施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样的治国理论，才能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三代之治”……在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唐朝统治者认识到，道德在治国理政中比严刑律法更为基础、更为有效、更能反映人民意志、更能反映客观规律的社会规范，唐朝统治者在律法中全面贯彻儒家的德礼思想来维护社会稳定和阶级秩序。

——摘自齐栋《<唐律疏议>中体现的儒家法律思想探析》

材料三     随着保甲制度的不断发展，清王朝有关保甲制度的立法也更加完善。按清制规定：   “凡编保甲，户给以门牌，书其家长之名与其丁男之数，而岁更之。十家为牌，牌有头；十牌为甲，甲有长；十甲为保，保有正，稽其犯令作匿前愿者而报焉。城、市、乡、屯、灶、厂、寺观、店、埠、棚、察、边微，皆编之。凡海船，亦令编甲焉。”由此，保甲制度不管原籍何在，属于何种人口，只要居住在此，即要被编入当地相应类型的保甲户籍，打破明朝“人户以籍为定”原则。

——整编自卞利《清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材料一   宋代，大量出身庶族的百姓家庭逐渐成为通过家族成员的个人奋斗而不是凭借门阀血缘关系取得政治地位和权力的新型科宦家族，并由此建构起新型的家族制度和家族礼仪。在新型家族制度和家族礼仪的重构中，有三本著作发挥重大影响：司马光的《书仪》、吕祖谦的《家范》和朱熹的《家礼》。……其中，南宋时期两浙路婺州吕祖谦的《家范》尤具承上启下意义，……阐述了其家训思想，《宋史》赞之为“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其开创的婺学更是成为南宋理学阵营中一面灿烂的旗帜。

——改编自曾礼军《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两浙路地区河网密布，水上交通发达，江河沿岸的市镇增多。如：绍兴府萧山县的渔浦镇、山阴县的柯桥市、会稽县的东关市。……本来，宋廷一般在市镇设立监镇官，主要负责商税，酒税的征收，不得受理婚田词诉。但由于市镇社会的复杂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镇监镇官的权力不断扩张。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湖州官员以该州管下乌墩，梅溪镇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许断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烟繁盛”的四安镇也依两镇例

——改编自陈国灿《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材料三   就“皇权是否下县”，有两种观点可供讨论。①)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在宋代以后的历代王朝统治中，国家的行政治理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基本属于自治无为的状态，官员不负责治理，乡绅构成了县以下社会秩序的主要支配阶层。……县城以外的乡村是由宗族和乡绅自治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②从东汉一直到中古时期唐朝甚至宋朝早期的基层社会，常见情况还是由皇权下县控制的编户齐民。……根本就没有后世所谓皇权不下县那种“乡绅自治”的影子。

——据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等改编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