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甲午战败惨痛的现实，康有为明确指出，国与国的竞争，实际上是民与民的竞争，强国是因为其国民关心国家，勇于担负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弱国则相反。在梁启超看来，现代“国民”是“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的国家主人，是以“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为思想基础，具有“爱国心”“社会公德”“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及“政治能力”的权利主体，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前途，推动国家进步。严复认为，要像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黜伪而崇真”与“屈私以为公”，而最根本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精神。

——摘编自叶瑞昕《从臣民到国民：晚清救亡危局中的国民道德谱系建构》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积极建构国民道德谱系。在北平、上海等地求学的商城籍青年学生在全国抗日热忱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6月，金山、王莹率领“抗演二队”20余人来到商城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豫东南特委决定，由青年军团商城队组成中共商城县工作委员会。随着商城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该县中共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当地士绅顾敬之起初只允许具有“军方背景”的“青年军团商城队”进入其统治的辖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青年军团商城队”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辖区，一方面向辖区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做顾敬之的统战工作。顾敬之在这种形势下也表示赞成团结抗日。

——摘编自周斌陈杰《抗战初期多元主体参与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