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16世纪，意大利发生了一场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也是欧洲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之一，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从14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的豪商巨贾，竞相招引来自各地的诗人、学者和艺术家，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优越的创作条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摩．德．美第奇就说过：“应该把这些有特殊天才的人们作为天上的神仙对待……”

16世纪，罗马教皇热衷于保护罗马帝国的遗迹，喜欢用壮丽的教堂和美轮美奂的宫殿来装饰罗马城。他们便不得不向世俗的爱好让步，向那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敬神的艺术家敞开大门……

——根据人教版选修6教材整理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两座著名的教堂，

材料一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其社会的运行机制的基础就是在相互独立平等基础之上的市场交换，而交换在本质上则是基于一种交易上的契约关系，每一个人对财富的获得不再是依赖于特权或政治权力的保护。同时自由被视为相当重要的内容，自由就是指参与市场交换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本人的财产权和劳动权，参与到市场交换活动中去。就市场本身来说也是自由的，受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亚当·斯密最终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思想家们的核心问题，即人的权利的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解决，这一论述也彻底扭转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的权利的论证路径。

——摘编自李宏图《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

材料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逐步认识到造成不合理社会的根本在于竞争，普遍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认为工业主义的生产毫无秩序，不能按比例给予报酬，不能保障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从增加的财富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因而他主张建立不仅能解决失业而且能取代现存制度的新制度——“和谐制度”。和谐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叫做法郎吉，在“法郎吉”中不仅生产领域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流通领域的商业劳动要联合协作，而且家务劳动、教育劳动、科学劳动、艺术劳动也要联合与协作，整个社会要把这七种劳动组织起来形成协调而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詹真荣《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构想》

材料三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加速了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进程，在这激烈的竞争中产生了垄断，垄断的产生又加剧了各国大垄断组织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同时垄断组织之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势必降低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意味着加强对于劳动人民的掠夺。1902年5月，美国爆发无烟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持续时间甚长，煤矿主顽固地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行干预，这一年10月，他把煤矿主和工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进行磋商。当时煤矿主无理地要求政府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这激怒了罗斯福，他告诉煤矿主说他准备动用军队去剥夺煤矿主的所有权，然后由军队来生产无烟煤。结果煤矿主屈服了，不得不提高工资10%，工作时间减到9小时……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近代史·下卷》

材料一   在苏格拉底的灵魂深处，为了坚守自己的理念，他选择了“神所给予最容易的死法”，规避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他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精神。选择死亡，直面死亡，等待死亡，临危不惧。对于死亡，他毫无申辩之词，因为他认为他是在践行真理与正义，在他的思想中，“守法就是正义”，违背了神的意志的“法”，就是非正义。最终毫不犹豫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摘自（古希腊）色诺芬《苏格拉底评传》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对这种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从经济学的角度予以支持，杰里米·边沁则从伦理学的角度予以支持。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杰里米·边沁告诫说：良好的社会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追求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才能够实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走上了自有资本主义道路。

——摘自钱乘旦许杰明《英国通史》

材料三   马奇诺防线，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防御德国和意大利，在边境线上修建的一批国防永备工事的总称。还在设计筹备阶段时，它就吸引了当时世界各国军方的注目。建造完成后，其规模之大、构思之精妙，都不禁让人啧啧称奇，一时间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要塞”。但是，由于法国在“二战”前期迅速败北投降的糟糕表现，使得战后马奇诺防线背负了太多的骂名。

——摘自翁伟力《最强防线的破灭——二战马奇诺防线》

材料一 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显示出威力。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选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八七会议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据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存取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发展中国！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罗马对后世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希腊文明传送到欧洲西部。……在罗马人到来之前，欧洲西北部的文化以部落为基础。正是罗马带来了城市和希腊的思想，尤其是随着高度分工的城市生活而来的人类自由和个人人身自由的概念。……由亚历山大带到东方的希腊文明未能持续太长时间。由凯撒、西塞罗和奥古斯都带到西方的同样的文明，却成了西欧其后许多成就的起点。这一发展虽然并非连绵不断，后来欧洲的成功中也有许多其他成分的功劳，但罗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摘编自（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等《世界文明史（上卷）》

材料二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初，最杰出的代表是维克多·雨果.雨果的一生经历了法国经济上由手工劳作到工业化的重大转变，政治上经历了由共和到帝制，又由王政到共和的几番更迭，文化上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递嬗演进。雨果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则是雨果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其中《悲惨世界》展现了拿破仑帝国后期到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国社会生活，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摘引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册）

材料一   “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陆氏（指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曾记述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指朱熹）之意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指陆九渊及兄陆九韶）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顾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

——摘引自郭锋航《朱陆之辩的主题演绎及其确立》

材料三   “五四”时期，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平等选择的机会。对于各色各样的“主义”，我们过去多见其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面。其实，在这些“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它们首先是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同旧文化对立的。因此，很多学说在不同方面都有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各种各样的“主义”寄托着各色各样的信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寻找信仰的同时形成了百家争鸣。这是思想自由原则在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贯彻。诸多“主义”在争论中（如李大钊和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等）起落，展示了百舸争流的绚丽境界。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