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黑死病
关于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这场瘟疫的影响，薄伽丘在其《十日谈》中描述说：“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开始抬头。”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特弗里德在其所著《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和人类灾难》一书中说：“薄伽丘笔下的人物崇尚与大多数前辈不同的品质。他们不再热衷于虔诚、军事技艺，而认为智慧和灵活对成功来说是必要的。……报酬和胜利属于那些活跃的或者自助的人”。
（1）请甄别上述材料的历史价值，并说明两者的关系。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黑死病对欧洲思想领域的影响。
材料一 1527年，路德宗神学家，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人的伟大导师”的梅兰克顿提出了自己的中等教育计划：“每一学校应包括三个班级。在第一班级中，应授以本国语文及拉丁语文的初步读写、拉丁文法、信条、主的祈祷与教会仪式的祈祷文及赞美诗。在第二班级中，应以拉丁语为讲授语文拉丁文应彻底熟通，阅读拉丁作家的著作，并继续宗教教育。在第三班级中，应阅读更为高深的拉丁文著作，并研读修辞学及辩证术。”
——节选自克伯莱《西洋教育史：上册》杨亮功，译，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公司，1955年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梅兰克顿中等教育计划的特点。
材料二 1892年德国中等教育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减少文科中古典语言深程的分量，在其他中学增加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课程；增设实科中学（注重自然科学）和文实中学（注重数学）为学术性学校类型。实科中学的数量不断增加，由1875年的80所增加到1895年的86所，在校学生的数量也不断攀升。1901年，德国进行了教育改革，实科中学获得了与文科中学、文实中学相等的权利，其毕业生可以升入大学。
——张斌贤《外国教育史》科学教育出版社2008
（2）结合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明德国中等教育特点发生哪些变化。分析该变化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公羊传》是战国时期公羊高阐释《春秋》的著作，倡导“大一统”，主张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春秋公羊学形成于战国时期，兴盛于汉，之后衰微。……汉初出现的春秋公羊学，为第一次大转变的结尾，清末出现的春秋公羊学，为第二次大转变的开头。……到“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更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他的“变法”理论依据。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春秋公羊学的精神是“改制”。康有为复活了所谓“公羊三世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
材料二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家，他在《春秋繁露》中说：“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他认为道是不能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1）简述中国历史上春秋公羊学形成至第一次兴盛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与康有为对于春秋公羊学的解释有什么不同？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父母生之，续莫大焉。
——（孔子）
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
——（商鞅）
材料二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
（1）指出材料一中两人关于人口思想的共同点，并分析这一思想在当时盛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分别概括老子和韩非子的人口思想，并说明其各自的历史局限性。
材料：汉文帝废除了刻面、割鼻、斩左右趾等刑罚，景帝时规定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和孕妇等人应被审讯关押的，都不得加械具。平帝时规定，对“从坐”妇女免于拘捕和监禁，男子八十以上、七岁以下除非重罪，均可免刑或减刑。刑法中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如“阿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与“附益”(中央朝臣外附诸侯)，均为重罪。武帝时还制订了《酎金律》《左官律》，来制裁诸侯在祭祀宗庙时贡金不合标准、舍弃朝廷而奉事诸侯等行为。在司法判决中，盛行以《春秋》的精神作为解释法律和作出判断的基本原则。许多经学大师纷纷以经解律，东汉时许慎、马融、郑玄等人各立门户，歧见增多，以至于朝廷出面规定了郑玄注经解律的正统地位。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中国汉代法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法制特点产生的社会背景。
材料 公元前374年，稷下学宫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的齐国故都临淄，由齐国国君创办，存续150余年。临淄是中国当时最大的都会城市之一，城中有冶铜、制钱、漆器、丝织等诸多手工业工场。而稷下学宫则成为各种学术流派的集聚之地，……稷下诸子中，稷下黄老之“道”、孟子的“仁政”主张、荀子的“隆礼近法”思想等都是在实现哲学突破的同时，对新的治国理念和统一天下之术的探索与论辩。
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于大约公元前387年由柏拉图创办，是西方古代第一所大学，存续900余年。学园汇集了当时众多的学者在此从事学习或研究，学科设置主要以哲学思想的传授、研究为主，同时十分注重数学并扩展到其他学科，例如几何学、音乐、体育、天文学，以及生物科学中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园希望通过对这些学科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
——摘编自王志民《世界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论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的不同办学特点，并简析二者的共同历史贡献。
材料 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历法之争
康熙十一岁时，亲眼目睹了中西文化围绕历法的激烈交锋。康熙七年大臣会议，请皇帝圣栽。康熙命代表大统历的杨光先、代表回回历的吴明暄、代表西历的南怀仁，分别用各自的算法推算正午日影所止之处。
三次夹地测验，杨光先、吴明暄有误，康熙又令测立春、雨水二节气及月、火、木星之运行。杨光先、吴明暄“逐款不合”，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痛心疾首道：“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乃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奉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康熙则平静谕令：“著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康熙八年除鳌拜。南怀仁等立即发难，指杨光先、吴明暄是鳌拜党羽，请求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放宁古塔”，为已死之汤若望（德国人，传教士，在顺治帝时曾任钦天监正）平反昭雪。康熙准予昭雪汤若望，却宽免了杨光先、吴明暄。康熙始终将中西历法之争限制在文化、学术的范围之内。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1）指出康熙时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西人最终胜出的必然性。
（2）将康熙帝在“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中的态度置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框架内，分析说明其所体现出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材料一 明初，政府放宽戏曲管制，儒学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戏曲创作。至明代中晚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成为不少自由文人追逐的目标。儒士们也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生活的趣味。戏曲作为市民文化的一种代表，其强烈的娱乐精神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心理和生理追求，这就扫除了儒士创作戏曲的心理障碍。明代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有明显的儒学背景，从而使宋代以来就形成的以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为主要创作者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摘编自边吴丽《明代儒士创作戏曲现象及其原因》
材料二 清初以来，昆曲作为文人雅士的时尚以及在宫廷相府中的走红，其刻意追求高雅品味，日益脱离大众。18世纪后期，随着四大徽班的进京，京剧逐渐形成。朝野并存、五方杂处的京师文化，使京剧融会了宫廷趣味与民间精神、综合了各种地方戏的表演艺术，曲词远较昆曲通俗，题材内容也多为市民喜好，因而流传日益广泛，最终成为所谓“国剧”。
——摘编自刘勇强《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后期戏曲的主要创作者及戏曲创作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初以来戏曲发展的趋向，分析京剧成为“国剧”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
——摘编自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
材料二 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忠，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
——摘编自郑观应《盛世危言·户政》
材料三 中国对外贸易经数十年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已在世界贸易中占居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口货多为制造品，出口货多为原料品”，“现时入超之数又复有年年增巨之势”，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现时中国对外贸易大权，完全操于外人之手”。
——摘编自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其重商思想的主要观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重商思想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变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 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士人群体意识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甲午战争后“士大夫回应西潮挑战”的表现并指出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