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孝文帝迁都洛阳示意图
材料二 北宋前中期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化简表
| 年代 | 收入/贯 | 支出/贯 |
| 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 15085万余 | 12677万余 |
| 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 | 12625万余 | “所出无余” |
|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 | 11613万余 | 13186万余 |
材料三 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商鞅变法，废孝弟（悌）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
(1)依据材料一、二和所学，比较北魏孝文帝改革与北宋王安石变法背景的异同。
(2)材料三中张之洞对北魏孝文帝改革、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是否客观？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张之洞持此看法的原因。
材料一 城市与生活（宋·东京）
生活与观念近岁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玩，僭拟公侯……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自淳祐（南宋理宗年号）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梦粱录》卷十八
材料二 北半球的气候自14世纪开始转寒，在1470-1520年形成一个“冰河期”。1315年到1319年间欧洲暴雨连绵，在高纬度地区开始，饥荒席卷欧洲大陆，导致数千人死亡。然后就是黑死病（鼠疫），从君士坦丁堡、热那亚、马赛漫延开来，竟一下子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丰饶世界”结束了：地中海岸繁荣的13世纪形成的物价模式和工资形态被颠覆，更多雇工的人身依附被取消了；通晓古拉丁语的牧师和教师大量病亡，倡议用本国语作为严肃写作工具成为潮流。旱灾、洪灾、时疫、饥荒，不断上演；流民、动乱、战争、极权，家常便饭。……一个好端端的人在一夜之间悲惨死去，使阿奎那时代对理性神学信仰很快崩溃了。1620年到1720年，又一个寒冷期导致了“17世纪危机”，它在中国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图片中西方“新事物”的出现，有学者认为“东海西海，心同理通”，或可从不同的角度寻求其变迁的共同原因：①主要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外来因素来解释其背景。②认为主要是思想内在理路决定，需要检讨思想史来展开。
——据（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布莱恩《小冰河时代》等整理
材料三 翁仕朝（1874—1944），一位乡村塾师，世居香港。翁氏对于世界地理颇有浓厚兴趣，出于其手编亲辑之简明著作为《天下寰球中外交通分五大洲图》，简明清晰，并系史志……了解世界，求取新知，自以阅览世界地志为重要入手，自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徐继畲、梁廷枏、姚莹等均循此途，当知知书儒生多具共同意趣……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在鸦片战争前后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
——据王尔敏《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等改编
材料四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
(1)根据材料一，依据“一定思想文化是经济社会变迁的反映”分析宋代理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2)材料二中的两种解释，您更侧重于哪一种？侧重解释①，请聚焦图片建筑的文化与精神意涵，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予以阐释。侧重解读②，请聚焦图片思想家的核心精神，结合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的修养论主张予以论述。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翁仕朝和魏源等人具有怎样的“共同意趣”，并简要评价这一“共同意趣”。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历史合力的角度简要说明梁启超提及的“过渡时代”的特征。
材料一 汉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亟需象征性领袖的现实，使天与君主凸显了他们的绝对地位。知识阶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成型过程中不得不凸显君主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又恐惧再度出现秦代君主专制权力无限扩张，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局面。于是，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利更加无限的天。这样，知识阶层就能够又一次代天立言，拥有一些与政治抗衡、对君主制约的权利。
——摘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20 世纪初，有人指出，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沧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1912年底至1913年初，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正式取消了大学经学科。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儒学的积极作用，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期儒学地位变化的背景。
材料一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趋）本务而寡末作。
——《韩非子》
材料二 黄宗羲说，工商“盖皆本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
——改编自黄宗羲《原君》
材料三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了商部，由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掌管商务和工矿铁路等事。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商人通律》和《公司律》。此后，清政府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实业的章程和法令《商船公会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
——改编自陈旭麓《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的经济思想。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上述商业法律颁布的意义。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大力推崇和对现世幸福的赞美，与基督教所渲染的罪孽观念和禁欲精神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文艺复兴追求美感、享受生活的态度却得到了罗马教廷的积极响应。自15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教廷就成为这场具有高雅格调的文化运动的重要赞助者，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等教皇都是文艺复兴的热情倡导者。许多人文主义者供职于教会或者受到教皇的资助。
材料二 宗教改革最初表现为一场回归传统的运动，只不过马丁·路德等人所要回归的是纯真信仰的基督教的传统。宗教改革家重振基督教信仰的主张则极大地威胁了罗马教会的现实统治，他们被教皇和罗马教廷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与一般民众的宗教愤慨和经济抱怨相呼应，德意志诸侯们也在政治上对罗马教廷积怨颇深，他们准备利用一切机会来削弱罗马教会的势力，以便在自己管辖的领土上获得更多的权力。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人文主义者的主张与教会理念之间的差异。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宗教改革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罗马教会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不同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教会态度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建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仪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独尊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王国维《国史大纲》
材料二 在整个18世纪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向，那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影响增加。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展，育人人数和财富都在增长。中间阶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扩大，而且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在变成一个界限逐渐明确的集团。它以自己的商业财富和自己的生活背景为荣，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和独立。1761年以后，商人和律师在议会中占的席位还渐增多，这反映了经济的扩张和中间阶层的成长。中间阶服不会把自己圆于一隅之地，而是寻求更广间的场所，拓展更大的活动范围。
——舒小昀《18世纪英国社会流动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古代中国士阶层活动“第一期”、“第二期"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英国中间阶层壮大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就努力给他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成为制约君主重要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素。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态。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
——摘编自《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材料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变迁，唤醒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原来以集权为特征的权力价值和以领袖魅力为特征的人治（德治）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并逐渐被民主制度和法理权威所解构和取代。
——摘编自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的建构》
请回答下列问题
（1）据材料一，概括孔子理想中的“士”应具备的品德，为此，他提出什么主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阶层”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鸦片战争后价值观念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变迁的作用。
材料一 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魏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康有为对儒家精神的重新诠释，并不具有纯学术的意义，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因此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中去……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在公车上书中是他提出的所谓“议郎”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举荐体制的官吏选拔优点，而且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国家比较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最终达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一共”的政治局面，具有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源“师夷长技”主张提出的背景及其社会影响。
（2）据材料二，指出康有为思想的新发展。其发动的变法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何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简析魏源、康有为的思想有何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