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周厉王即位后，面对夷狄交相入侵及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失灵的局面，进行“革典”，实行强化国家政权的新制。周厉王起用了荣夷公和虢公长父为卿士，分别负责经济和军事，打破了周公、召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还派出官员到诸侯国任职，甚至将一些诸侯国由一国拆成几国，打破了周王室不干预诸侯和贵族封地管辖区的制度。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周厉王对内实行了专利制度，把原属各级封君王臣共享的山林川泽之利收归周王室所有。周厉王的革典举措遭到贵族和平民的强烈反对，“国人谤王”，他又推行了加强思想控制的“弭谤”政策，成立了以卫巫为首的监督执法机构，“使（卫巫）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南方的楚国，熊渠在夷王时期背叛西周，僭号称王，构成了对西周王朝的威胁；随着周厉王不断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重新臣服于西周。……公元前841年，在愤怒的国人的进攻下，周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最后死在彘地，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革典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李玉洁《评周厉王革典》、张应桥《重评周厉王》等

材料：于谦，明景帝统治时期的当权重臣。土木之变后，于谦坚决主战，加强防御，使明朝转危为安。1450年，大同参将许贵上疏主张与瓦剌讲和。于谦指出“和不足恃”，主张“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剿杀”。他告诫边将：“中国之驭夷狄，不论彼之强弱，顾我备之有无。”在防备瓦剌当中，于谦重点加强北京附近关隘的防守，放弃明初设置的东胜诸卫，使大同、宣府等关孤悬塞外。在严密防范的同时，于谦也主张对瓦剌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振之以兵威，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恢复与瓦剌的通贡互市。1449年，贵州苗族起义。于谦派遣吏部尚书何文渊前往贵州宣布“朝廷恩威，赏劳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宁息，另行计议”。1456年，湖广武冈州苗民起义，于谦即令右都御史王来等“调度官军，设法剿捕”，“不许顾望迁延，致贻害一方之患”。

中国古代政府十分重视土地清丈工作，但因为丈量工作量大、土地丈量技术比较复杂不易掌握及地主大户的抵制，土地清丈工作往往难以进行。

南宋时，面对“州县之籍既因兵火焚失，往往令民自陈实数而籍之，良善畏法者尽实而供，狡猾者豪强者百不供一”的情况，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提出经界法，建议重建农田经界，受到宋高宗的赞赏，颁行天下。其具体作法是：“令官民户各据画图子，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且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丘段，详说亩步四至”。砧基簿制成后，需要“责结罪状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图核实”。田产买卖需“两家各齐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鉴”否则“并不理为交易”。经界法从绍兴十三年推行至绍兴十九年基本完成，仅婺州一地便造23万余册。南宋末年又发展为推排法，史载“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竭矣。”

——摘编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