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材料   1982年全国各地艺术表演团体纷纷改革，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和“定额补贴、节余分成”的承包责任制，推行定额计酬的浮动工资制，1982年，河北省大厂评剧团大胆进行改革，坚持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共演出6000余场，观众达1000万人次。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艺术表演团体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地、县级。沈阳话剧团推出了《搭错车》等十几台大戏。其中《搭错车》连演1460场，足迹遍布全国22省200余座城市。全国艺术表演团体1980年演出540000万场，1985年上升到740000万场。1988年，国务院提出了“双轨制”，少数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主办；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主办。

——摘编自殷瑞航《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