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魏孝文帝时期，汲取了少数民族政权因强悍暴虐、迷信武力统治而迅速灭亡的教训，吸收了儒家以德为政的思想，缓和社会矛盾，特别重视社会救助。遭遇自然灾害时，孝文帝，多次派人到灾区视察灾情，询问百姓疾苦，开仓赈恤；对于鳏寡孤独以赐粟（或谷）帛为主，还有免除“杂徭”；对于贫老和“不能自存者”，赐给衣服布帛、粮食或田地等；特别困难的病患专门设立医治场所，派专门的医师救护；还诏命“宜时访恤，以拯穷废”。孝文帝的这些社会救助措施确实缓解了人民疾苦，稳定了社会秩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后世君主的恤民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王文涛《北魏孝文帝时代社会救助试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孝文帝时期重视社会救助的原因。(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时期社会救助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北魏短暂统一北方后，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统治集团进行了军事改革，建立起府兵制度。宇文泰设置六个柱国大将军，以合周礼六军之制。周武帝宇文邕时，将柱国统帅的兵士改称为侍官，使兵士具有皇帝卫队的性质。士兵最初由豪强子弟充任，后以平民子弟为主。士兵装备自给，免除课税，战时打仗，闲隙农耕，有了兵农合一的趋势。《历代兵制》所记载：“故隋之兵威，视南北之国为尤强。是征伐四克，而成一统，皆府兵之政也。”府兵制的确立是北周军制的重大改革，周武帝死后，北周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
材料二 唐玄宗后期，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随着唐朝中期之后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周府兵制改革的主要特点和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玄宗时改行募兵制的原因。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治理黄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 武帝即位后，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芙”等币量不一的货币对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中央政府收回铸币权，由上林三官，即钟官、辨铜和均输专门负责铸币事宜，铸造新的五铢钱。各地均输官将铜矿石等运来，地方铸造的五铢钱也一律回收作为原料铸造新钱。中央独占铸币的权利以及货币的成功流通，为汉武帝时代的经济财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所铸的五铢钱，史称“上林三官钱”，币质上乘，钱文挺秀，郭圆周正，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因此，汉初以来的私铸、盗铸之风逐渐消失，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至此终获成功。五铢钱流通范围极广，从东南沿海到新疆地区，从云贵川到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都流通五铢钱。五铢钱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
——摘编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概括汉武帝币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1908年，作为筹备宪政的一项措施，清政府仓促决定进行人口普查。为此，制订了以全部人口数字为调查目标的全国普查人口六年计划，并在内务部下设立了统计司。调查项目涉及身份、迁移、婚嫁等多方面内容，职业方面，辨明官商士民分别注明。由于人手不够，两广总督奏请“将此次调查户口拟酌缓至乡镇巡警设编及识字学塾较多时再行补办”。在实施中广东省新安出现调查“乡愚不明调查之理由，然谓将抽丁抽税，屡滋事端尤为剧烈”……而调查“多不尽不实，州县多粉饰以应之；上官敷衍门面，遂隐忍而受之；自欺欺人，莫甚于此”。四川华阳县出现了“（士绅）竞争议席，或至舞文浮虚，皆非确数”现象。普查匆匆开始，六年的计划只用四年便草草了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人口普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清末人口普查失败的原因。
材料 庆历三年，仁宗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剑锋所及直指北宋整个官僚集团，革新终极目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范仲淹要求谏官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坚守监察职责的道德，不惧权势，敢于牺牲；同时，希望朝廷能对谏官恩威并施，既要激励谏官与贪腐作斗争，又要防止谏官与不法臣僚勾结。此外，加强对官员的全面监察和考绩，对官员的监察上，多途并举，注重发挥台谏监察功能，对“诸道知州、同判，毫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几皆可奏降”。鼓励官民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对官员的考绩作为官员监察的一个重要手段，范仲淹建议京朝官需要延长京官的勘磨年限，从而压缩京城中冗官的数量，提升了官员德、才素质，为北宋的政治舞台吹进了一丝奋进的微风。
——摘编自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庆历革新中监督官员的措施。
材料 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原来“属籍”的标准是以与君之血缘而定，今则无军功便攀不上半点关系。这是对王族宗室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既可以切除一切旧宗法世袭传统势力之家存在的根子，又可抑制新的宗族集团的发生，使庶民个体小家庭有机会崛起。商鞅还实行了“编户齐民”制，每一个小家庭在国家版籍上单独著册立户，直接与政府发生联系，家庭成员普遍取得“公民”身份。商鞅在编户齐民中实行邻伍、邻里互保制，重横向的邻伍、邻里关系，而不重纵向的血缘关系，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超过族内关系。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1）根据材料，概括军功爵制推行所取得的成效。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编户齐民制度推行的影响。
材料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就耕良田，广为产业”，“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北魏宣布实行三长制。主政的冯太后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北魏政府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其核心工作是“定户籍”。此外，其工作还包括养食孤弱者、组织公共设施建设、基层治安和移风易俗等工作。北魏“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其施行后的户数比北魏前期增加了一倍，“于是海内安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三长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三长制的积极作用。
材料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上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据《魏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意义。
材料 713年7月，唐玄宗刚刚总揽大政，即颁发了《命新除牧守面辞敕》，要求赴任的都督、刺史都要向皇帝“面辞”，以便皇帝面授机宜和讨论理政安民之道。开元二年(714)正月，唐玄宗又颁发《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指出：牧守与地方治乱至为相关，决定于京官内选“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授以都督、刺史之职，使京官与地方官相互对流。针对以往考核官吏时，县令虽有政绩，也多不得上考(考绩分上、中、下三等)，唐玄宗在《劝奖县令诏》中特别规定：“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也……”欧阳修说：“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摘编 自田廷桂《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玄宗革新地方吏治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玄宗革新地方吏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