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材料   起初，村社除了按比例分摊向国家缴纳赋税、监督农民完租纳税外，还负责国家和地主的徭役。改革后，村社有权对所掌握的共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但重分的周期被延长，有的一直没有重分过。村社在行政管理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更加正规化，在农民与国家的天平上，出现了偏向国家的倾斜。村社还开展禁止酗酒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拨款兴建图书馆等。但是，农民在改革后，困境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中，村社逐渐成为了农民天然的组织形式。村社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理想中维护专制制度的支柱，反倒成了农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团体和武器。1906年斯托雷平进行改革，企图通过摧毁村社、培植富农，使富农成为农村决定性的经济力量，从而维持沙皇的专制统治，结果失败，更多的贫苦农民成为反对沙皇政府的力量。

——摘编自王文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嬗变的分析》

材料   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仁人志士追求汉字简化，甚至期望实现拼音化，在他们看来，是繁杂的汉字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自1956年由国务院颁布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总表》对汉字的简化方式大致有简化原字、简化偏旁、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合并同音字等四种。据统计，原有的繁体字平均每字16画，经过简化之后，平均每字降到10.3画，减少了35%的笔画。在70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2235个。简化字约占现代汉语用字的三分之一。《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大地简化了笔画，减少了用字，便于识字，提高了书写速度。实施简化，有利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仅仅是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画限制在10画以内，所以简化笔画往往顾此失彼。

——摘编自杨新生《汉字简化的回溯与思考》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