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开创了全国高度统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以后各朝代继承。两汉时期，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魏晋时期，立法频繁，礼教被确认为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过程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是为中国法律制度传统的确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总体上不再有重大的发展，唐律先是被宋朝沿用，又被明朝当作立法的蓝本。明律本身被清朝沿用。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巨变，而法律的变化却相当滞后。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了根本改革法律制度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实际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中华民国时期迅速制定并颁布了一批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法典，其实际施行的情况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只是“书面法”而已。

——均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要理 解明代一条鞭法引致王朝财政体制转型,并由此开启了王朝国家统治模式的转型,需要从中国王朝国家财政体制结构谈起。历代王朝财政体制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国家之财虽然从理论上都属于君主,但并不必定聚于中央。早在汉朝,国家财政的基础本来就在郡国,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措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王朝财政制度,其结果实质上是加强中央财政的控制能力。但是,不管财政制度发生什么变化,都存在一个财用分掌于各级官府还是集中在中央的区别。藏之于州郡之财，甚至藏之于民之财，都是君主的，因为所谓“民”本身，也是君主之臣民,而地方政府和官民,不过是朝廷的执役,所以，在王朝体制下,财政运作需要处理朝廷与州郡之间分掌财用的关系,不是央地财权划分问题,而是天子治下“设官分职”的问题。

——据刘志伟《从国家财政体制转型的视角看一条鞭法》

材料二   11- -16世纪,各地大体上形成了贵族会议，并进而由贵族会议演化出议会，而税权,也大体由贤人会议转入这些组织执掌。由于国家规模空前扩大,事务浩繁，征税更加频繁。每次征税，国王都必须说明理由,而无论什么理由，都必须征得纳税人同意。反过来,由于征税频繁,社会也相应形成了“不经同意不纳税”的习俗或传统。由于征税涉及切身利益,纳税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税权,国王遭拒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反映了纳税群体力量的强大,更反映了分权制衡机制的强化。这时,纳税人已经意识到赋税作为斗争工具的重要性，并以纳税主体的有利条件要求分享权力。而只要分得一定权力,就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继而制衡王权。

——据顾銮斋《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