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土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善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1)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察举制的选官原则及东汉察举制的发展表现。
(2)据材料二，归纳唐宋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的积极意义。
(3)据材料三，概括唐宋时期官员考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提出“监察权”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重视监察体制建设的意义。
(4)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监察体系初步建立。魏晋至隋朝，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代沿袭唐制，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至此，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实现了高度的严密统一。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监察权力来源于皇权。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虽然具有其独特性，但也难免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其局限性。
——摘编自高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探析》
材料二 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制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事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古代中国和近代英国监察制度效能差异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监察的对象是整个官僚体系，即政府内部官僚或行政主体。完整的监察权包括“纠察”和“言谏”两部分，既要厉行对群臣的监察，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重视谏言机制，以广耳目。监察官位卑而权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是中国古代监察的通行做法。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监察官的选任，注重品德和能力，尤重实践经历。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垂直管理，并保持监察官的独立性。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二 历朝历代，虽然监察立法越来越多，监察程序也日益严密，但是权情况下，监察制度往往成为具文，丧失了监察作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的作用，最终往往导致政权灭亡。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治权之权，一方面却是周而复始的权力力失控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统治集团昏庸无道的失控，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悖论。而这一悖论却深深根植于监察制度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中。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二，请说明“悖论”指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悖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中国古代天子每过五年都要率领百官和侍从们去巡狩四方，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公德。夏、商、周三代除天子巡狩外，还设有“方伯”并“受命于王”，对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和分封的同姓诸侯进行监察。秦汉时期巡视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分层与分部巡视相结合，职权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多维的行政巡视体系(中央设监察机关-御史台监察地方行政，刺史分部巡视郡级行政工作，郡以下行政工作由郡国守相、县令长、乡长逐级巡视)，即刺史巡视制度，用该制度监督地方要员。隋唐仍沿袭御史台制度，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出巡地方，监察郡县，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性。 唐朝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任务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御史台” 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共司监察而各有侧重。在“一台三院”的体制内，各部门职责明确，互相配合。唐朝巡视制度形式多元，分工明确，制度完备，为以后朝代所效仿。明朝的巡视制度在封建专制史上是最完备的。明成祖朱棣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立六个独立的监察机关，负责监察全国官吏，评论政务，规谏皇帝。清朝沿袭明朝，由监察御史和提刑按察使共同负责对地方进行巡视。
材料二虽然巡视制度最早出现于中国，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但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制度可以与之媲美。1809年，瑞典议会认为由司法总监对行政官员的监察并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需要建立一项独立于政府的、监察行政官员的制度。1918年，芬兰建立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及司法监督制度。芬兰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芬兰政府机关中的最高监察官，他们根据宪法监督各机关及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这两种监察官-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公民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和公务员的举报。
——摘编自王明高{国内外遥视监案制度之借鉴》
瑞典议会认为由司法总监对行政官员的监察并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需要建立一项独立于政府的、监察行政官员的制度。1918年芬兰建立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及司法监督制度。芬兰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芬兰政府机关中的最高监察官，他们根据光法监督各机关及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这两种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公民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和公务员的举报。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沿革。
(2)综合以上材料分析，西方近现代巡视制度和中国古代巡视制度存在哪些不同？
(3)提取材料中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趋势的角度比较这两个外事机构。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在这种制度下，君主统治一切，但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实现。君主需要对内外官僚进行严密控制，需要一种督察百官、纠举失职、弹劾非法、维系纲纪的力量，同时，为避免君主在用人行政方面出现重大失误，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来进行协调和制衡。
——摘编自蒋云贵、戴正良《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意义》
材料二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
——摘编自次城《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1）根据材料一、二，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建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权力监督，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就有过所谓做诗、诵诗的舆论监督，当时还创造了“三监”制度，并成为以后秦汉时的监察御史和刺史制度的渊源。此后中国各朝代都建有权力监督制度，西汉中期开始建立多重监察制度。如御史的监察、丞相司直的监察、司隶校尉的监察等。西汉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举报箱。唐、宋、元、明、清的监督制度都有不同程度发展。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手的。”这些制度虽有一时一地之效，但并不能对贪官保持持久的威慑力。
——蒋德海《为什么说权力制衡比权力监督更重要》
材料三 托克维尔认为，分权的“纯粹学说”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为了政治自由的建立和维护，关键是将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或三部分……基于对分权的上述理解，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分权学说包含四个要素：第一是信奉“政治自由”，或排除“专断权力”。第二是政府具有三种具体的“职能”（立法机关、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第三个是他称之为“人员分离”。（即表明政府的三个部门应当由相当分离和不同的人群组成，而且成员身份没有重叠）。第四个要素主要是在以上三个要素基础上而得出的观点，即：如果遵循关于机构、职能和人员分工或分立的建议，那么政府的每个部门都将成为对其他部门行使专断权力的制约，以及因为只限于行使自身的职能、政府各部门便无法对其他部门行使不当的控制或影响。
——李剑宏《试论中西方政治监督目标和实践的差异》
材料四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互联网由于其开放性、快捷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成为网民表达观点诉求的新平台，这也就是“网络反腐”之所以能够有效的原因。然而，长期来看，狂欢式的“网络反腐”仅能给网民一时之快，却不是治理腐败问题的根本武器。
——切度百科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权力监督的特点。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政治监督与中国传统监督制度的主要差异。
(3)依据材料四，指出网络反腐的特点。
材料一 酷吏，是封建社会专事严刑峻法、武健严酷的官吏。《史记·酷吏列传》共载酷吏十三人，除郅都任职于景帝以外，其余十人皆事武帝，多为其重臣。景帝时，郅都身任雁门太守，驻守边地，“匈奴引兵”不敢近雁门。任中尉时“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其则侧目而视。《史记·酷吏列传》载，张汤起初是长安县书写狱辞的“见习生”，后官至廷尉，“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曾诛杀严助（曾私受淮南王厚赂，与之交私议论）及伍被（淮南王反汉谋主），奏请汉武帝造白金及五铢钱，垄断天下盐铁之利，排富商大贾，铲除豪强兼并之家。酷吏所治之地，出现了“道不拾遗”“野无犬吠之盗”的安定景象。张汤死后，“家产值不过五百余”，都是“所得奉赐，无他业”。
——摘编自马建石、徐世虹《论西汉酷吏的产生、职能和特点》
材料二 明朝嘉靖年间，世宗皇帝迷恋炼道修玄，侈兴土木。在此背景下，严嵩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等职，开始了其长达二十年擅专国政的历程，史书评价严嵩“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在明代后期，实权官员利用权力优势要求治下官员瞒报税收、虚报灾情、抵抗监察。本意为“为联耳目”的地方提刑按察使有权监督、弹劾监察御史，但是因为御史的深重实权与皇帝信赖，在明朝历史上几乎没有提刑按察使弹劾监察御史的案例。有学者言：“到明中叶，随着监察官员威权日重，腐败加剧，反使得地方不法官员变本加厉、有恃无恐。”
——摘编自漆晨航《明代监察制度衰败成因分析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西汉酷吏的特点并分析西汉酷吏产生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中叶后监察制度衰败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现实简要说明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材料三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看来，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王朝为预防腐败、加强德治的主要措施。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四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2）根据材料四，概括从汉朝到宋朝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
三、分权制约——防治腐败的制度经验
材料五 中国古代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伯利克里时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系统，已具备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监督等国家职能，并开始向分权的方向过渡。
——张治平《关于分权与制衡问题的探讨》
（3）根据材料五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希腊政权机构的“分权”设置。并说明其与中国古代“分权”设置的本质区别。
（4）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你认为当今反腐倡廉应该吸取古代的哪些经验教训？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