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上半期,英国进行宗教改革，与罗马教会决裂,确立了自己的民族教会安立甘教会,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国王是这块国土上最高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国王对教会是王权至尊。王权至尊的背后不仅是政教的一体化,也代表了对国家及国家主权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正是民族国家兴盛所必不可少的。正是在宗教改革的历程中,英国民众开始认为英国不同于并且高于其他欧洲国家,这种民族内部的认同感和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以后持续增长,到了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达到了最高峰。学者们一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标志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兴盛。

——摘编自蔡骐《论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治遗产》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士大夫阶层的最初反应与历史上其面对外族进扰的反应并无二致,他们所关注的不是中国主权利益受到损害,而是传统华夷秩序遭到践踏。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民众,用恩格斯的话说则是依然“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刺痛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和麻木的神经,并在事实上直接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突变。甲午战争不仅促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更重要的是让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时意识到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摘编自孙军《试论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材料一   荷兰商人资本崛起于波罗的海，成长于地中海，兴盛于海外殖民地。16、17世纪，荷兰商人资本逐步主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并使之成为荷兰的“母体贸易”。此后荷兰商人资本大肆抢占威尼斯、热那亚“富源贸易”市场份额，运用自己的海上优势，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转运贸易。17世纪初，荷兰商人紧随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步伐，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并先后创建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荷兰商业体系扩展到东西印度，把全球贸易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如白银、香料控制在自己手中。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簿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到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新的国际转运贸易中心与货币金融中心。

——摘编自罗翠芳《荷兰商人资本探徽——兼谈西欧商人资本》

材料二   1925—1933年，经上海港完成的外贸进出口货值平均占全国港口的55%，国内贸易货值平均占全国港口的38%。1933年仅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已达3485家，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总值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近代上海确立了其在全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纺工业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张仲礼主编《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国内主张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英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已有足够的竞争力，企业家因此希望消除国际间的贸易壁垒，他们意识到开放进口，将使外国有财力购买英国产品，进口价格较低的食物和原料也有助于降低工资和生产成本。金融家注意到开放英国市场有利于提升外国人偿付英国债务的能力。……1846年，皮尔内阁宣布废除《谷物法》，成为英国转向贸易自由化的标志性事件。

1860年，英法双方签订条约，承诺取消或大幅削减进口关税，“此时的英国实际上已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多数欧洲国家也纷纷缔结降低关税的条约。在此之后英国的国际贸易更是以大约10%的年增长率一路飙升。

——摘编自何平《全球化1.0时期英国的全球治理》

材料二   近代中国长期实行的协定税则是近代条约制度的伴生物，从《南京条约》签订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类进口商品的关税持续低于5%，而中国茶叶等商品的出口关税则高达200%。这一方面使得近代历届政府不能从持续扩大的对外贸易中获得相应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不能对不同商品进行针对性的税率调整，失去了对国内经济的保护作用，致使民族工业面临巨大压力。

——摘编自《中国近代关税与经济史论述》

材料一   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税税率，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材料二   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材料三   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拆除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以上材料摘自《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

材料四   到了建都天京，就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从反满的民族革命大步跃进到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到太平军来了，“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了解倒悬”，给农民们解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他们有衣有食，感受到革命所给予的幸福，效忠于太平天国。……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材料一   鸦片贩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最大项目。1773年对华鸦片试销成功后，东印度公司把中国作为销售鸦片的主要市场。1832年，英国国会辩论，一致认为：“鸦片税是由外国消费者负担的税收。”这等于是伦敦政府对鸦片贩运承担责任的公开声明。

英国是当时对华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但实际上，正当商品中没有任何一项是值得中国人欢迎的。而英国本土对中国丝茶的需要日益增加。于是出现了英—印—中，即棉纺织品—鸦片—丝茶这一循环的三角贸易关系。该过程是鸦片贩子在中国吸收现金，东印度公司用汇票换取现金转为贩茶的资金。

——摘编自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

材料二   这种由战争而造成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主权的丧失。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让出了地盘。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出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可惜，对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中国社会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城市”是由“城”与“市”这两个事物、两个功能要素结合为一的产物。《说文》中载：“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中国农业时代的城市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城”的分量不仅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的部分明显从属于“城”的部分。这些传统城市都是以绝对权力为基础，通过强制性贡赋等形式来维持城市运行。

——摘编自唐茂华《东西方城市化进程差异性比较及借鉴》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