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律延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认为进行战争是国家的正当权利。在此基础上，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提出交战规则以及关于战俘待遇、武器使用、除了军事必要外财产不应受到损害等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际联盟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此“各缔约国承担不从事战争的义务”。
——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三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四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不再“以苏划线”、“共同制苏”，而是提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改变过去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适当拉开距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中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坚守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内外工作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吴恩远等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国际联盟盟约》所反映的对战争的态度？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归纳清政府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4)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政策的内涵归纳这一政策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说明制约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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