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吴风《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二   11～12世纪，除原来罗马帝国时期的老城市外，西欧各地在城堡、主教堂、大修道院附近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城镇。第一类城市如英国的约克和法国的奥尔良等，它们的产品主要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是第二类城市的典型，它们主要生产和经营某些专业产品，与国内外市场都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类城市如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它们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在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级形成了，并从中进一步分化出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商人和银行家作为市民的上层，发展为早期的资产阶级。广大西欧城市开展了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并制定自己的法律，建立自己的武装，向封建王权和各级封建主发起挑战。一些城市中，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还建立了大学，成为著名的大学城。到14～15世纪，从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的中等阶级，已经与封建社会制度水火不容，成为欧洲反封建王权的强大革命力量。

——侯建新《西欧城市的兴起》

材料一 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一共有12座城门，一门三道，中间的门道专供天子使用，行人左出右入，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东市、西市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由于城门管理严格，主要服务于达官贵族。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

——摘编自徐卫民《汉长安与古罗马城政治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 古罗马城的建设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帝国时代三个阶段。共和国时期，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罗马人不仅将罗马城进一步扩大，修建了周长10公里，厚近4米、高7米多的城墙，并建造了坚固的城门、塔楼、碉堡等工程。公元前1世纪，罗马城已经拥有100万的人口，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城内工商业发展迅速，金融、行会、高利贷业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手工业作坊密布于城市街区，手工行业达数十种。从帝国建立到公元180年左右，为歌颂权力、炫耀财富、表彰功绩，建造了一大批凯旋门、纪功柱和以皇帝命名的广场、神庙，此外剧场、圆形剧场与浴场等亦趋于规模宏大与豪华富丽。罗马帝国的皇帝好大喜功，建造了越来越宏伟的建筑，也导致罗马帝国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

——摘编自（英）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等

材料一   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罗马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动需求，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责，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惟一来源。

——摘编自葛剑雄《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材料二   海上丝路主要繁荣于中唐到宋元时期，该路指从中国东南出海至太平洋，或经南海至印度到南亚、西亚及非洲的航路，唐以前海路一直是陆路的补充，但中唐以后陆路阻绝，加之经济重心南移、指南针发明及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丝路开始繁荣，超过并逐步取代了陆路。两宋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非常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保证了海上丝路的持续兴旺。

——摘编自杨正位《丝绸之路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

材料一   秦统一后，废除六国旧币，法定货币仅限于两种，以黄金为上币，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铜钱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人盗铸。圆形方孔从此成为中国古代铜钱的固定形制。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后来发行权为政府掌握，发行量不断增加。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元朝基本不用铜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称为钞。

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放松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这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清代历朝都铸造铜钱，并在云南等地大力开采铜矿，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币材问题，同时用银之势也已不可遏止，因此在流通领域仍然是“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中国传统市镇兴起于宋代。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作为各地基层军事据点的戍镇演变而来，或通过县城降格、集市升格、税务坊场改置、交通驿站升置等方式设置的，称为“镇市”，具有一定规模，且有正式建制；一部分是在临时性乡村墟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称为“草市”，大多规模有限。到北宋中后期，市镇工商业已成为各地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形态上开始呈现不同的特点。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消费型市镇等不同的发展类型。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文化是与北京文化相对，颇有特点，并且向外传播，成为周围地区仿效的对象，对明朝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乾隆二十七年《陕西会馆碑记》赞叹说：“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道路。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