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商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商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我国实现了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并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湖及启示》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材料一明初，政府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宁波等地的市舶司，只允许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来华贸易，严禁民间与外国贸易。然而，沿海商人为了生计，仍冒险与外商进行走私活动。1517年，葡萄牙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因不在朝贡国名单中被驱逐出境。葡萄牙人只能在海上与中国走私商人交易。
之后，中国商人引葡萄牙人来到宁波港外的舟山群岛，葡萄牙人未经明政府的允许，就将六横岛和佛渡岛开辟为双屿港，并在此建房、修港口、成立自治的市政机构。来自美洲、欧洲、日本的白银、珍珠、皮货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向中国走私商人换取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逐步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1548年，明朝政府派兵攻入双屿港，用木石“筑塞双屿港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这个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自此消失。其后，葡萄牙继续寻找新的中西贸易中转站，1553年获得澳门租住权，最终葡萄牙和西班牙构建了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钩织出一个全球贸易网络。
——摘编自王颖《双屿港命运与东西方历史的分野》等
材料二16世纪重要商路示意图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评析双屿港的兴废。
（2）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对欧洲商业的影响。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图中反映出的城市发展进行评析。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汉代儒者热衷于讨论土地问题，《公羊传》《穀梁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等文献对井田制的记载自相矛盾，加之注者的多元阐发，使得有关井田制的论说变得十分混乱。东汉郑玄以《周礼》记载的“九夫为井”的土地等级序列和沟洫制为据，并结合《司马法》（相传为周文王谋士姜尚所著）等文献，建构了一个体系完整的井田沟洫制度。东汉何休则进一步发挥了井田制的均平意义和互助意义，申明井田制是上古先王之制，“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从而使井田制具有了法理性和神圣性。
——摘编自孙顺顺《我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对儒家井田制的重构》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要求把农业管理作为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首要对象，要求各级官吏都要抓农业生产，体验农民的艰辛……确认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突出调动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的问题……从一般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包括“厚生”（发展农业生产）、“输财”（整治道路）、“遗利”（兴修水利）、“宽政”（薄征轻敛）、“匡急”（社会扶恤）、“振穷”（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
——摘编自赵敏《中国古代农业管理思想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原因。
材料二：汉武帝时桑弘羊（公元前153—前80年）辅政，为了打击“不佐国家之急”、使“黎民重困”的富商大贾这股兼并势力，重新实行盐铁专卖，并创行均输（官营贩运贸易）、平淮（官营零售贸易）、榷酤（酒类专卖）等法。另外汉律规定，商人另立户籍，其地位低于普通农民。
——摘编自吴慧《中国古代商业》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反应了中国古代哪一经济政策，试评析其对中国古代社会造成的影响。
材料三：（清政府）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级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政府还指定了种种苛细繁杂的条规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
——摘编自鲁尧贤《明清闭关锁国的危害和教训》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形成的原因，试评析其对中国古代社会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 当战国中期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时，孟子说“定于一”。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行政区划基础，“郡县治民，从制则天下安矣”。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下，各行政区划的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直到县一级。县之下，又有传统的乡里村落，用户籍等制度将民众纳入国家管理之下。《尚书》还说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也说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以百姓之心为心”。统治阶级往往以减轻农民赋税徭役负担的方式推行民本措施。重农抑商是秦至清的基本国策，调节贫富是历代统治者试图缓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做法，背后都有民本的影子。
——据卜宪群《“大一统"和“民惟邦本”——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整理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各种挑战的考验、实现平稳过渡并发展壮大，是当时不少国家及人士质疑并观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边稳定新中国政权，一边发展新中国事业，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双丰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历史发展的必由选择，同时也烙上了时代的深刻印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边学习边创新，边探索边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启示。
——据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并概括具体的做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治理的做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
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在古代文明时期，中东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都市生活方面进行了基本改革，起了发达的文明中心的作用。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比较落后的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有创造力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革新中涌现的新事物除了包括儒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这些新宗教信仰外，还包括对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的有效利用。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摘自《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要求：围绕材料中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叙述连贯通顺，结构完整。）
材料一 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柴出海行为从未间断。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债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诸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世祖实录》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精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