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元朝人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当时经由泉州港外销到海外诸国的商品种类有100余种，其中以纺织品与瓷、陶器为多。据说当时扶南（位于今中南半岛）的顿逊“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15世纪以前，马六甲只不过是一个荒僻渔村，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它就发展成了拥有10万人的城市，而且是一个世界商人云集的城市，而从中国传入东南亚的生产技术就有养蚕维丝、丝绸纺织、陶资制造、茶叶生产等。扶南、室利佛道，马六甲等国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1508年，葡萄牙国王颁布敕令，要求详细弄清马六甲商人来自哪里，每年来航船只的安数量。马六甲在其他地方有无商馆与武装，衣服的样式与体格的大小以及宗教信仰等情况，1511年7月，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奥布魁克率领15艘船和大约1600名士兵占领马六甲，此后，葡萄牙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宣称胡椒贸易是他们的专利……凡是在这广大海域航行的船只都得有他们发的通行证，否则他们一律有权登船或予以击沉”，据国外学者统计。1518年葡萄牙商船运回到里斯本的胡椒达2128962吨，肉桂1342吨，丁香5584吨，肉豆蔻986吨。

——摘自陈奉林《从东方外交史的角度看马六甲王国沦陷的影响》

材料一   明中期起，徽州商人在江南经营棉布业极为突出。正德、嘉靖时，徽商程楷兄弟，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嘉靖时，歙县程氏、潘汀州和潘仕等皆曾在苏州经营布业。嘉靖、隆庆时人潘次君者，在江淮业盐，南京业典当，浙江业粮食，而在吴地经营棉布。又如吴良儒，即在吴淞江一带，“以泉布起”，经商的同时，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以尽孝道。

——范金民《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

材料二   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多出自江南。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次前，最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是江南人。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有其一（即钱棨），“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人称“国朝文运之盛，江苏为最，他省皆不及也”。不仅如此，江南还出现了父子鼎甲、兄弟鼎甲、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自古稀见的科第盛况。

——范金民《江南地域文化的魅力》

注：材料中的江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范围内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个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市，还有上海市，也就是江浙的8个省辖市加上海这1个直辖市的范围，面积大约为40000平方公里。

材料一关于湖南安化黑茶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宋熙宁五年，安化因茶设县。南宋时期，当地茶商组建两支“茶商军”，武装贩茶抗税，朝廷为加强对茶业的管制，在安化龙塘设寨，派兵把守，控制安化黑茶的水陆运输。

明万历年间，围绕湖茶（安化黑茶）的禁榷和开放，朝廷展开辩论，最终经户部裁决，皇帝钦定湖茶为“官茶”，允许其边销易马。此后安化成为明代茶马互市的主要茶叶生产基地，安化黑茶逐渐占领了西北边销茶市场。明末清初，晋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开辟的以安化为起点的“万里茶路”，纵贯中国，连接欧亚。安化茶业最盛时资江沿岸茶行、茶号达300多家，呈现“茶市斯为盛，人烟两岸稠”的繁华景象。-摘编自安化黑茶博物馆资料

材料二建国初期，是安化黑茶边销茶大发展时期。安化黑茶广受边疆牧民的喜爱，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因此其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茶”。

改革开放以来，安化黑茶以其独特的保健功效、收藏与投资价值被国内外市场炒得火热。近几年，当地政府把发展黑茶产业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2018年安化茶产业综合产值180亿元、税收3.2亿元，茶产业及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35万人，年劳务收入38亿元以上，全县15万贫困人口中，依靠黑茶产业脱贫的达9.6万人。

——摘编自安化黑茶博物馆资料

材料一   下表是兴趣小组在研究唐宋变革时搜集整理的西汉至宋辽金时期节妇烈女对照表。

——摘编自汪玢玲《中国婚姻史》

材料二   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估，国内有学者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

——摘编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材料一   随着南宋湖北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上升，汉江漕运功能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汉水运量增大，而官府所付漕运脚钱不仅没有增加多少，反而由于支付湖广会子，而实际脚钱呈下降趋势。以当时市值而论，2贯700文湖广会子才可兑换一贯铜钱交子。由于湖广会子贬值严重，到达鄂州的纲船听说要改拨襄阳，没有不张皇失措的。另一方面，汉江下游嶓冢、仓浪、大别一带，水势湍急，但从汉口溯流至郢州，滩碛比较少见，行船尚不算困难。郢州、襄阳以上水道有所谓36滩之险。纲运至此，必须换上数百小舟转漕，谓之“般滩”，所需费用大大增加。

——摘编自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末清初80年间，受战乱和人口锐减的影响，汉江航运一度比较冷清。随着康熙中期社会秩序的恢复，汉江上游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部分来自于周边人口涌入），由于汉江流域尤其是山区耕地及亩产增加，经济作物烟草、药材、漆树、油桐、木耳、香蕈等扩种，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以及秦巴山区手工工场的兴办，到乾隆年间有了明显变化，嘉庆、道光两朝形成汉江航运繁荣时期。与此相应，汉江干支流一批城镇逐渐兴盛起来，如汉中港、兴安港、老河口港、襄樊港等等。在汉江流域城镇和集市的流通货物品种，基本上都是日常用品，并且借助汉口镇大批的商人群体，大大加快了本区域的商品流通。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材料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二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估计（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