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基督教会和神学信仰仍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和影响。整个欧洲社会的道德伦理仍以基督教思想为基本准则，许多人文主义者也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他们始终把人与神的关系作为思想和作品的主要命题。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处处显示着人神对话的模式。·······备受文艺复兴运动攻击的教会，有悖常理地赞助了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活动。首先是教会的世俗化与教皇的人文主义思想，其次是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情怀，再加上艺术创作和生活本身的需要，可以说，教会与人文主义者是在相互利用。

——整理自周春生《文艺复兴史研究入门》

材料二   咖啡馆使原来上层社会封闭的沙龙生活走上了街头，它成了雄心勃勃的共和党人的政治沙龙，启蒙主义的信徒传播激进思想和文化上的“芬尼大学”（即“便士大学”，因进入咖啡馆只需1便士而得名），自由报界新闻来源的俱乐部，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相会的乐土。法国人从此有了最经济的消遣方式，最方便的聚会场所，而18世纪最大胆的思想，也因而有了最畅通的传播渠道。

——张克毅、邢娜《论文化传播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作用》

材料一早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城市，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鲜明地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如文艺复兴初期“三杰”之一的彼特拉克就在作品中写道：“你就应该是你自己的主宰”“我只是凡人，我只希望得到人世间的幸福”。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文艺复兴开始在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盛行，特别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达到它的顶峰。人的伟大和卓越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得到最崇高的颂扬：“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等

材料二   从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起，欧洲人开始拓展他们已知世界的前沿。向外拓展的理由是复杂的：寻找新的商业航线以及对冒险的追求……也是知性文化（它使文艺复兴显得非同寻常）变化的产物。阅读希腊文和学习古代科学及数学课本能力的恢复，激发了人们对宇宙和地球问题的新的大讨论。这些讨论使人意识到；不仅东方－中国、日本和盛产香料的岛国的财富可以通过西向航行而得到，而且其间的距离也可以被测算出来。最终，他们在大洋的另一边找到了无以计数的财富。

－摘编自［美］玛格丽特·I.金《欧洲文艺复兴》

材料一   由于苏格拉底之攻击，哲学史家颇轻忽辩者(智者)的地位。但事实上，辩者对希腊人文主义发展甚具功绩。普罗塔戈拉以人为万物之权衡，近人论西方人文主义者犹多奉之为不祧之祖，而普氏即是一辩者。大体言之，辩者思想乃是对于前此重自然之哲学的一种反动。     辩者不仅不注重对自然世界的分析，同时对超自然的世界亦表示深切的怀疑……所以辩者的认知对象遂严格地限于人事界……“人为万物之权衡”一语虽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也有其流弊。因为此所谓“人”乃指个别的人而言。个人与个人既不能尽同，而宇宙之本物又万殊，这样一来就非演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局面不可。

——摘编自余英时《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

材料二   人类理性经过这样极端的分化发展, 如今终于有人开始意识到要辩证地来使用人的理性的自由性与规范性, 因此有人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康德的理性哲学旨在消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主张一种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理性观, 他的理性把逻辑理性(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包含在内,这应该成为人类重建理性精神家园的一个很好的理论源流。

——摘自刘英《自由的理性——论康德的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