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材料一   20世纪初，晚清政府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和制度，以外国法律制度为蓝本，起草制定了一大批新的法律法规。直到1906年，清政府在内忧为患的重压下，为了配合立宪改革，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原则，改革官制。1910年，清政府通过《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1911年2月7日，清政府颁行《法院编制法》，这是清末制定并公布生效的各级审判机关组织法，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审判诉讼制度。还通过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多部近代法典，清末司法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影响深远。

——摘编自春杨《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法制建设经历了由“破”到“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人民政府在司法改革中肃清了司法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惩治贪污和镇压反革命斗争中采取了教惩结合、严打慎刑、宽严相济、详查区分的原则。1952年，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实现了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有力批判，实现了司法领域指导思想、工作方法、机构性质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刘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思想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