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体育之不振，盖皆为历史上之关系。其原因甚复杂，举其荦荦大者，厥有二端。关于政治者：体育之起源恒基于军事，故军队体育恒较学校及民间之体育为最先发达。吾国古时武功最盛。春秋战国之际，数强相持，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且复与他族杂处，外患堪虞，非兢兢于右武，不足以图存……尚武之观念，遂深入于人心，忠勇义侠之士，蔚然为一代之光，则政治为之也。迨秦政即位，六国为一，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一人为钢，万夫为柔。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体育之不振，亦自兹始矣。盖天下定于一尊，则强干弱枝，亦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关于学术者：中国数千年间之学术，儒家、道家二者而已。儒家重礼，以雍容揖让为娴雅。孔子斥子路之好勇，屏武力于不言，文弱之风渐以养成。……至道家之学，崇尚无为，保精惜气，不使劳瘁……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
——摘编自郭希汾《中国体育史》（1919年出版）
材料二 体育应当为人民服务，要使少数人的运动成为国民的普及的运动，使之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到部队，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从知识青年发展到劳动群众中去。
——冯文彬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所作报告（1949年10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体育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的体育政策与古代体育相比有何进步，简析其提出的历史背景。
孔子研究是建国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孔子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理化。……皇权虽不断更迭，而孔子的权威却日益稳固，从未动摇过。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916年秋，康有为请政府于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连加痛驳，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缘，孔子提倡的道德礼教为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他的伦理学说与共和立宪政体相违。此后，李大钊、吴虞等人也对礼教进行了大力批判，胡适还提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
——据郭延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材料三 1966年至1976年，造反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讨孔、批孔运动，反孔还是尊孔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1978年开始，全面客观地评价孔子成了学术界的热衷话题。1989年以来，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其他相关的学术会议，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组织。
——据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孔学“政治化”和皇权“理论化”的具体表现。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对待孔学的态度，概述陈独秀等人批判“孔教”的历史背景。
（3）据材料三，指出1976年以来学术界“孔子研究”的特点，简要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西汉景帝辕黄之争（围绕成汤、周武弑君）。
辕固生：“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辕固生：“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汉景帝以“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制止了讨论。
——摘编自《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 西汉昭帝（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围绕治国政策）
贤良文学：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搞得人心恐惶，动乱不安。主张“故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指出严刑峻法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坚信刑法可以止暴，认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
贤良文学：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
桑弘羊：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
会议闭幕，政府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
——摘编自《盐铁论》
（1）据材料一，汉景帝制止讨论反映了汉初统治者遇到什么问题？结合所学，指出后世汉朝统治者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者治国策略反映的思想流派，分析盐铁会议的背景。
材料一 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以后，……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
——摘自翦伯赞《秦汉史》
材料二 （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三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晚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殷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朴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曹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建议”所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分析理学的社会价值。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初的“实学思潮”出现的背景。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能长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原因。
材料一 传统中国人大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原则不断向外推延，由此扩展成一个“个体一家族一国家一天下”的同心圆结构。在这个同心圆中，家族是按照血缘和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则是不同家族的联结，天下又是国家的扩展……无论家国还是家天下，都与儒家所倡导的家族伦理存在至为密切的关系。
——摘编自朱其永《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素。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态。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
——摘编自《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变迁，唤醒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原来以集权为特征的权力价值和以领袖魅力为特征的人治(德治)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并逐渐被民主制度和法理权威所解构和取代。
——摘编自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价值观相比近代价值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变迁的作用。
材料一 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 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材料二 汉武帝为了推行他的大一统，选择了有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另外，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如其中的君权神授等，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思想，所以被大力推崇，成为我国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正统思想。
材料三 时间流淌,来到19世纪。中国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才发现“天下”变成了“世界”,舢板对着火轮,白蜡杆子迎着洋枪,大清国周遭遍是虎狼之师。一败再败后,才有收拾旧山河的民族复兴梦,引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流泪、流汗、流血。……所以,中国人不惮以矫枉过正的姿态否定传统、学习西方。万水千山征程,一茬一茬赶路。洋务派、改良派、立宪派、国民党、共产党……一路走到1949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国梦的基础牢靠起来。
材料四 时间流淌,新中国的一个多甲子,伴随着梦想一步步夯实。前三十年艰辛的探索,后三十年不懈的跋涉,有过跌倒,有过起伏,有过意气风发,有过尘土满面,但大国的气象就在这探索里走出来,复兴的气概就在这跋涉里走出来。到今天,回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眼前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脚下的方位已经越来越清晰。
——以上均摘编自杨凯《中国梦的方位》
（1）材料一反映的是什么历史现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地位上升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路走到1949年”使“民族复兴梦”牢靠起来的。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后三十年不懈的跋涉”成功的理论原因。
材料一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社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融合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背景
材料一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佛道的流行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构成了威胁，儒家奋起反击。……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就随之减弱。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请回答：
（1）如何理解材料一中孔子“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分析它们最终（汉代）还是流行开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儒学代表人物是如何将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批判思想家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方面的思想主张。并分析批判思潮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刘邦崛起于末吏，其政权基础，无以大胜于始皇。于是儒生效忠者乃以五德天命之术，附会造作，以宗教之信仰，拥已立之政权……以叔孙通为代表言天人而注重“受命”。而部分汉儒惩秦专制之失，略袭其旨，欲以灾异符命戒惧人主，使之自敛，不复为纵恣专横之事。此盖图以天权限制君权，藉防君主专制之流弊。凡言天人相应而注重革命之义者，皆其流派也。
——摘编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摘编自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
材料三 秦对“以古非今”之儒的扫荡，并没有使儒者丧失关注现实政治的兴趣。秦汉之际儒学精英为在新兴的汉家王朝的政治生活中担任某种重要的角色，努力调适自身的政治态度，由“以古非今”转向“通于时变世务”。虽然汉初君臣对黄老之术的偏好抑制了儒学大规模复兴的进程，但经过数代儒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武帝朝又出现了大批儒者如董仲舒、公孙弘等，他们积极地进行自我政治态度的调适并切实地参与到当时的政治事务中，以与汉家政权共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这种努力成功地实现了儒家文化在汉代的全面复兴。
——摘编自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
（1）根据材料一，说明两种“天命观”的区别。
（2）根据材料二概括贾谊的主要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社会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在汉代“全面复兴”的原因。
10 . 材料一：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据材料一，指出西周分封制的创新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分封制实施产生的政治作用。
材料二：商业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楚汉战争时，“楚汉相距（对峙于）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一石米值万钱）（《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大饥，米斛万钱”（斛：计量单位，与石相似）。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到汉文帝时，谷价至“石数十钱”（桓谭《新论》），甚至有每石“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的记载（《史记·律书》）。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2）说明材料二，粮食价格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粮价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董仲舒主张）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预、确立于汉代的政治一教育（“士一官僚”）系统是从统一大帝国着眼的整套官僚体系：政治的治乱兴衰不再仅仅依靠于作为首领的“圣人”，而且更依靠于遵循客观的“天道”，而这“天道”也就包含建立这整套的官僚行政体制。
——据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整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为王朝统治提出了哪些治国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