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董仲舒《春秋繁露》
材料三 （魏晋时期）佛道的流行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构成了威胁，儒家奋起反击……韩愈的思想比较粗糙，还不足以与佛老相抗衡。到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材料一中“文化气象”指的是什么局面？并据材料一，指出这一局面出现的经济背景。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董仲舒的主张，并说明其提出该主张的目的。
(3)据材料三，指出儒学走向“精微”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理学诞生的背景。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孔子认为，礼乐制度的松弛、崩坏，导致社会动荡，极力主张“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曾把重建礼乐秩序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他一度入仕为官，以求实现其治国理想。他还提倡“学而优则仕”，其弟子亦多有入仕者。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美的人，必须用礼乐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个人“不学礼，无以立”，在言行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摘编自王钧林《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关于礼的主张。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孔子关于礼的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中董仲舒的论述，指出其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较大的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在汉代，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第二次复兴在宋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由于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意义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
——蒋国保《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材料二汉继绝学，既是汉承天命的有力佐证，也是汉代儒学的自我定位。此后的儒学史叙事中，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典型的如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理学对佛、道的回应等。在这种“绝学——复兴”的古典道统式叙事中，儒学彰明了自身独立于古代王朝兴废的内在价值——自秦至清，虽然王朝权力可以如秦时那样对儒学传承造成一时的破坏，但作为关乎天道的传承之学，灭儒便等于不能“得道”，不能“得道”便不获天命，不能长久。
——李梅《古今中西视域中的“儒学复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三次复兴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三次儒学复兴运动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实现了新的统一。秦王朝在国家治理形式上采取中央集权模式，改变旧的世袭分权导致的分治状态，从制度层面强化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意识。秦汉时期是倡导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的成熟期，统一被视为天之经地之义，所以汉初董仲舒鲜明地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统治者为稳定和巩固国家疆域进行了不懈努力。近代中国的版图在这一阶段基本奠定。清朝的统治疆域西跨葱岭，西北到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成为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人民出版社《历史》必修一
材料三 当初（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香港问题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抚港人方面取得成功，这甚至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恐惧。“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
——摘引自【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秦王朝“从制度层面强化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意识”的表现，列举汉武帝实现思想一统的举措，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2)结合所学简述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西藏地区治理的主要举措，据材料二指出清朝前期国家疆域奠定的重要意义。
(3)指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事例。概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为“减少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恐惧”所做的努力。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经学化进程的特征，并分析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儒学的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继位之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又于第五年设置五经博士，起用好儒术的田蛤为相。田蚡把博士中不治儒学的人一律开除，招聘数百名儒生补充进来……到了西汉末期，超过三万名儒生进入皇家学术机构。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二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 (王阳明)在南赣建立起一种乡村民众的自治组织“乡约”，并亲自撰写了约规，即《南赣乡约》。阳明的乡约模式强调乡约格物致知，即格心中之物，而同时见诸行动。……《南赣乡约》颁行以后……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输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
——《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
材料四 阳明论政，大略以孟子《礼运》为蓝本。虽足针砭专制，究非真出新创。……至宋元之世，儒学化为理学，理学又专尚程朱。……末学弊极，浸至是非以孔子为权衡，纲常致个人于桎梏。……阳明继起，乃明揭思想解放之赤帜，发为学贵自得之论。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提升儒学地位的措施。根据材料二，概括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统治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
(2)根据材料三，分析《南赣乡约》颁行的社会价值。材料四认为王阳明的思想贡献有哪些？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学派 | 内容 |
儒家 | 在宏观层面发展出一种跨越宗族和等级的开放性代际合作伦理—即“师道”。这种做法极大消减了“宗法制”天然封闭性的缺点，是儒家对中国文明最杰出贡献之一 |
墨家 | 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和鬼神会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
法家 |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 |
材料二 汉代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需要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自然状态”，这为道家理论提供了实践场所。然而，伴随社会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合作类型又多样化起来。此时，倾向于回避社会的道家，很难适时满足现实社会对多样性合作伦理的需求。在形而上方面，董仲舒着力论述了“道”和“天”，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并以“天道无二”来加强“天”的统摄力。其次，董仲舒部分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重新系统性阐释了儒家，使得儒家原先重点解释的社会合作伦理更加丰富和有力。在个体自合作上，董仲舒区分了“性”与“情”，区分了“性之已善”和“未善”，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管之性”。这些做法极大舒缓了对普通大众过高的道德要求，并有助于强调教化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彭睿《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家在社会合作方面的基本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儒家在汉代胜出这一现象。
材料一
|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 《论语》 |
|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弟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遣匹夫。”“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 《韩非子》 |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因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已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引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根据材料-，写出先秦时期两种不同的治国思想，其中被战国时期诸侯国君实际采用的是哪一治国思想，请结合所学简要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简要说明这些思想主张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3)根据材料三习近平讲话中“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提示写出当下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并结合所学列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3个突出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