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路德的思想和教会成了自由的旗帜，因为路德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他将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开放的、可以按照自己心愿与神对话的信仰方式，使基督教徒获得了自由，特别容易在德国和欧洲流行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教置宗教和教会于政府行政和国家法律的掌管之下，从而消除了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威胁，社会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在卢梭看来，权利绝不是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契约之上。因此，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来源。康德则认为自由的个体具备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在理性世界中，自己的意志成为主人。自由既要求不受别人约束，同时又不去约束别人，自由需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

——摘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在一切场合，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订定法律就必须是在他之上。而且，立法权之所以是社会的立法权，既然是因为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他们的行动的准则，并在法律被违反时授权加以执行，那么立法权就必须是最高的权力，社会的任何成员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于它的……”“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洛克《政府论》

材料二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国王或者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的话，将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的话，法官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