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在马可·波罗的中国行之后，一个极为正面的中国形象在欧洲流传长达五个多世纪。这一趋势在17～18世纪通过天主教传道使团得以强化。不同于由世袭贵族及教士把持的欧洲，这个国家不论出身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现实给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深刻印象。中国皇帝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开明君主——哲人王，并通过文官系统来保障一个和谐、文明且不穷兵黩武的天下。以至于伏尔泰与莱布尼茨等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将中国作为正面的外来形象用来批判由教士与世袭贵族把持的欧洲教廷。

18世纪末，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开始急剧恶化。对比共和体制诞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工业革命，中国不仅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地落后，而且毫无发展能力。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中国形象重新走向正面。鉴于欧洲文明的集体自杀，他们从中国引入充满神秘色彩的“道”，以拯救受自身文明进程所羁绊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深受朝鲜战争及东西冷战的影响，中国形象再次开始走下坡路。

可进一步断言，人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很少是为了说明中国，而是用来满足有关自身民族的存亡、恐惧以及自身政治需要。这正印证了犹太人的一句名言：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只看到我们“自己”。

——摘编自（德国）卜松山《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

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 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 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一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墓论》中说：“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栽，亘古所未道，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胥：皆，都）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材料二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对欧洲大陆来说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变革时代。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三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7年开始就不能正常工作，1966年到1975年几乎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等著名论断。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摘编自仓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材料一：十八世纪，牛顿的学说通过伏尔泰传播到了法国,从而使法国人首次感受到牛顿思想的优势。牛顿的学说证实了在对客观真理的探索中,最可靠的是人的理性,而非信仰。牛顿的理性精神对法国的人文及其他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

——杨庆余《法国相遇牛顿一牛 顿引力理论给法国带来的冲击》

材料二：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更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卢梭用财产关系说明政治关系和社会观念，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卢梭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他把私有制出现及社会文明的产生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又包含着人的自由的丧失、人类不平等的加深，同时是一种退步；不平等随着文明同时发展，最后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压迫者被压迫，重新转变为平等，转变为新的更高层次的自觉的平等。

——摘编自汤杰鹏《所有制与人类不平等的发展》

材料三：马克思高度肯定卢梭关于私有制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的论断，并且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种趋势仍在不断加强。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是造成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重要原因，私有制不仅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最终还会导致资产阶级自身的灭亡。所以，实现人类平等的基础是消除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建立一个社会物资资料人人共享的共产主义社会。

——摘编自韦宇婷《马克思对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 最初，唐太宗命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后改为礼部待郎，并增加了比隋朝多三、四倍的科目，确定以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六科为常设科目，唐太宗还规定每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三月止，为考试日期，规定所有考生，必须考以《春秋》《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为内容度贴经，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由中国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新发展的客观趋势，促成了唐太宗时期中外交流的繁荣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材料三   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现了自身的优势。新中国初期，全国各族人民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各级政权建设过程中，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在过渡时期不长的时间里，党和政府迅速组织起有计划的社会建设，顺利完成了“一五”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

——摘自王文《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

材料一：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1500年前后，西欧地区社会结构中有利于制度创新的各种因素通过一系列彼此联结的历史运动而会聚、互动，最终为工业文明的诞生准备了知识基础、制度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16～18世纪的200年间，西欧地区的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接踵而至，在英法等国首先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原型。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