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在意大利，宗教改革的故乡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决非偶然，它们显然是由各自深刻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认为，财富的日益增长是家庭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家庭应当修建和装饰自己的房子，拥有珍贵的书籍和健壮的马匹。加尔文认为基督教学说必须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通过自己在现世的勤奋劳作与成功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有学者认为，经济也存在一套自然法则，那就是供给与需求。当政府对经济行为干预最小之时，这些法则运行得最好。

——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增订版）

材料三 十八世纪的天才们不单只是哲学家或某个方面的学者，最重要的是他们极其关注社会，更加具有批判的精神和意识。这些人就如恩格斯所说的，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在这些启蒙学者的眼中，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了。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既烙有文艺复兴的印记，又体现了对文艺复兴的深化。他提出“唯信称义…平信徒皆为教士”……鼓吹俗权至上，主张各国教会应与罗马切断联系而由各国的政府来管理，则鲜明地反映了他对民族自由含义的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在卢梭看来，权利绝不是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契约之上。因此，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来源。康德则认为自由的个体具备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在理性世界中，自己的意志成为主人。自由既要求不受别人约束，同时又不去约束别人，自由需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

——摘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二   孙中山不断对他的民权主义做各种说明补充。其中重要的是提出了“五权宪法”原则。所谓“五权”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其实质是分权制。

另一重要的理论是“权”“能”分开。他主张把权（“政权”）能（“治权”）分开。“政治之中，包含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在孙中山的设想中，人民有“政权”（“权”），可以选举、罢免官员，创制、复决法律，政府有“治权”（“能”），具有高度的行政效率和专长，以服务于人民。这样“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孙中山认为中国的自由平等早就有了，白屋可出公卿，布衣可至将相，不像欧洲封建世袭制那样严格。“欧洲人民在两三百年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两件事，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平等自由，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那样厉害。”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一至于神，我们既然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

材料二“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

——苏格拉底

材料三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

——薄伽丘《十日谈》

材料四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卢梭

9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造纸术经阿拉伯人引入葡萄牙，在13世纪到达西方，廉价耐用的纸张很快取代了欧洲中世纪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纸和小牛皮纸。1450年前后德意志人古登堡等，用铅、锡、锑的合金铸成活字。从此，《圣经》不再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独有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世界近现代史》上册

材料二   在牛顿描述的世界中，处处充满着井然有序的规律和法则……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建立这样一种世界观：既然物质世界有着如此的自然规律，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律存在，只要能将牛顿破解自然之谜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那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能被掌握

——《大国崛起》

材料三   在启蒙时代，中国形象变为了启蒙思想家手中的一个武器，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用道德治理国家是中国的一大特征。道德与宗教、法律、礼仪、民俗为合一体，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小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国家因而长必久安。

材料四   “（中国）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注：在18世纪的法语中，“哲学家”一词含义大体上是贤能的智者，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哲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深入人心，成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减低了法律的严酷冷峻，增加了人情味。……除了惩治罪恶，中国法律还褒扬善行。

材料五   （孟德斯鸠）后来改变了看法，毫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能与皇帝抗衡，恰恰相反，宗教势力往往需要皇帝的支持，所以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立法者和最高司法长官。……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材料六   绝大多数欧洲学者只能通过出版物分享传教士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仅有少数有缘结识在华或曾经赴华的传教士，向他们索取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与他们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的种种问题。这类直接交往除了少量面对面的交谈，主要形式是信件往来。……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华传教士建立了通信联系的欧洲学者中，最有名的便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另一位与传教士有很多交往的学者，是法国人弗雷莱。

——以上材料均出自许明龙著《欧洲18世纪“中国热”》

（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兴起到衰落的百余年间，大体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1661－1799年））

（1）据材料一概括分析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

（2）概括材料二的核心观点。17、18世纪的欧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从牛顿科学体系中获得启发和借鉴，分别进行了哪些历史实践？

（3）概述材料三中所说的“中国形象”是什么？说明法国启蒙思想家将“中国形象”作为武器的目的？

（4）依据材料四、五归纳指出伏尔泰、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形象”分别是什么？并说明他们的各自依据。

（5）根据材料六和伏尔泰、孟德斯鸠的主张，分析说明他们对“中国形象”看法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