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存在于人心而被道德戒律束缚的个人物质私利的恶魔至此得以解放。”亚洲的反现代化批评实际上是“一战”及战后西方惨状和悲观的产物。但许多的亚洲批评者只有经过一些西方的东方主义者的鼓励之后，才对他们自己和自己的观点产生足够的信心。其中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亚洲的观代化批评者如印度的甘地、中国的张君劢和梁启超等有直接的影响。

——据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等

材料二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运动，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孕育、生成并扩散、推进的过程。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它有时可以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在非常长的历史时期里，正是它在主宰社会的走向。这个立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它企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它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渡。如果其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那么暴烈终将产生。

——摘编自钱乘旦《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

2 . 材料   过去十二年来（1914～1926年），关于这次大战的起因问题，可以说是经过了三个阶段，而每一阶段多少都是由于当时所能获得的资料而决定的……起先，在大战期间，许多论者企图把这次滔天大“罪”归“罪”于少数几个人，主要是德皇，大日耳曼主义者以及奥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者。然后，根据1919年开始起陆续公布的一些比较完整的文件，协约国方面认为德国及其盟国应负战争全责的理论，就显然不能成立了。那些竭力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论者，又走向另一极端，把战祸归咎于协约国的领袖们……最后，等到大家逐渐认清所有列强多少都负有责任，并更加注意大战的远因之后，头脑比较清醒和有历史头脑的人，才不再接受那种某某人为战争罪魁的简单说法了。他们转向一种比较正确的解说，认为这次战争乃是由于缔结同盟、军备竞赛，以及秘密外交等国际间的无政府制度所造成的。

——摘编自【美国】悉德尼·布拉德肖·费伊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材料 1914-1918年的“大战”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发生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时代，战争双方以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为目标，因此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牵动全球的世界性，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这场战争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超出了战争发动者的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了巨大损失，参战双方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有的国家都超过100万。从战争后期到战后，欧洲社会充满了反战、厌战的情绪，战前受到打压的和平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大多数参战国都有很多人罢工、拒服兵役甚至发生士兵哗变。俄国、德国、奥匈帝国等国的士兵和平民则将愤怒洒向给他们带来战争的政府和制度，革命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战后和平运动影响日益扩大。

——摘编自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

材料   当1914年8月“一战”刚刚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预言：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会再重新点燃。的确，这场战争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本来参战者预计在圣诞节前即可结束，结果却整整打了四年。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一战”中，英国近80万人、法国160万人、德国180万人伤亡。因此，战后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不禁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如果从短时段来看，这样的描写和定性不无道理，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维度上，可以看到一种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的分野和文明发展道路走向的新篇章，一种全新的历史正在徐徐展开，正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摘编自李宏图《是什么造就了文明发展的走向》

材料   一战期间，美日在华势力崛起。美国为了应对战局，有系统地构建面向海外的新闻宣传,1917年4月13日，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中国宣传美国理想，引导战后中国走上一条美国式发展道路，推动并参与了1918年9月在中国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书记官(副领事)伯尔兼任中美通信社主干事，经常向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益世报》提供不利于日本的消息，与美国报人卡尔.克劳一起利用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人从事抵制日货的活动，鼓动北京六大中文报纸联名向威尔逊总统发了长文电报，批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请求美国帮助。从侧面印证了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中国内部就出现了有计划反日的征兆，中国人的反日诉求与部分在华美国人的活动实现了步调上的一致性。

——摘编自 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就山东问题抵制日货的影响》等

材料 1919 年，德国政府宣称德国是“为了自卫而战斗”，为“民族生存”而战，并且把兴登堡、鲁登道夫等战犯奉为为祖国而战的“民族英雄”，抵制对他们的审判。1924 年德国加入国联的四大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不再以任何方式使德国承认战争罪责。民族主义者继续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支配世界。德国的军队、大中学校成了梦想通过战争实现复仇、恢复昔日荣耀的精神家园。军方“宣称德国军队从未被真正打败过”，军事家伯恩哈迪构建了“总体战”理论，认为在和平时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特别是民众的战争准备，泽克特、古德里安等将领提出机动灵活原则是军队作战的关键。

——摘编自张国臣《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一战的反思》

7 . 材料   1918年年底，英军占领了南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但是，英军在占领南库尔德斯坦的初期处境非常艰难。英国政府认为，需要选择一个代理人来管理南库尔德斯坦。后来，南库尔德斯坦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部落领导人马哈茂德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自治政府。但马哈茂德有很强的权力欲与野心，这引起了英国当局的强烈反应。在镇压了马哈茂德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人暴动后，英国正式开启对南库尔德斯坦的直接统治。此后，英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战时已经确立的友好关系与进一步合作的潜在基础被破坏。在1918~1920年，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引发了土耳其、法国与波斯的严重关切，地缘政治博奔日趋白热化。未来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大多也处在紧张与混乱之中。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上卷）》

材料   一战爆发，中国“希望”成为参战国，以期收回某些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时悍然声言，无论是中立国与协约国间、还是中立国间通商的船只，只要经过其封锁区域，一概击沉。但是，对中国这个“弱国”和“半殖民地”，列强是不放在眼里的，他们对中国“要求参战”和成为“参战国”，是从维护列强自身利益出发，而非顾及中国的利益。后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一败涂地，但以战胜国姿态出席巴黎和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走上了国际舞台，揭开了中国追讨合法权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步，并进而促使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思想。

——摘编自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

材料 1939年，大多数德国人失去了1914年一战前的激昂情绪。那些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们对于这一轮战争的态度却成两极：一部分人在经历了战争有可能带予人类的创伤后成了和平主义者，发起了和平主义运动，呼吁停止战争；而另一部分人则大声呼喊道：“新一轮的战争，我们要打的更猛，更迅速，更不留情！”这一部分人中，也包括希特勒。

一战中，德英海军在北海上的海战导致了德国海上物资运输的瘫痪。德国短缺的物资中的三分之二被统一分配至前线，只有三分之一分配给国内的平民。伴随着德国严冬一起降临的，是饥荒和传染，这场战争是我的大学……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最伟大的时期，“希特勒后来谈到一战时这样说。

——摘编自《凡尔赛和约下的的德国》

材料   1816年，英国最早的和平主义团体——伦敦和平协会——即已诞生并开始了活动，而和平主义真正大范围地在英国风行则是在一战后。厌战、反战的情绪在英国乃至欧洲弥漫，大批和平主义组织不断涌现，支持者也不断增加。成立于1918年致力于宣传国际仲裁和全面裁军的国家联盟协会在1922年拥有20万会员，到1932年发展至100万人。1933年，面对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统并解散国会的举动，牛津大学俱乐部通过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类似决议相继出现在20多所大学中。当年秋，执政党工党表示“一旦出现战争或战争威胁即以总罢工相胁迫”，其领袖更宣称要“关闭所有征兵站，遣散陆军，解散空军，废除一切可怖的战争设施”。

——摘编自张艳婧《两战期间英国和平主义与绥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