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一：

千百年来，虎被赋予果敢、勇毅等内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虎是力量的代表。自然界中的虎，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活力。在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里，虎不仅被用来形容体魄的强健、身姿的矫健，更指代精神的焕发、力量的凝聚。中国人笔下的虎，有叱咤风云的“虎啸而谷风至”，有威武刚猛的“气吞万里如虎”，有自信豪迈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对虎的推崇与赞赏，饱含着人们对力量的不懈追求，更激励着人们生龙活虎、龙腾虎跃，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开拓进取。

虎是勇敢的象征。古往今来，能够彰显勇敢、无畏的人和事，也往往与“虎”联系在一起。革命年代，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满身虎气”的徐海东大将，骁勇善战、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抗战时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成就了一段国际合作的佳话。改革开放后，广东的东莞、中山、南海、顺德四地，敢于开拓、勇当先锋，创出了“广东四小虎”称号……像虎一样不惧艰险，像虎一样勇毅前行，英勇无畏的气概与精神，支撑着人们在时间画卷中，书写下一段段激越人心的英雄传奇和奋斗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保持勇毅笃行的坚定，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奋进在虎年，就是要激发“虎气”、使出“虎劲”。胜利不会自动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自己走向胜利。不管是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还是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无论是推进“双碳”工作，还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哪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哪一项不需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保持历史主动，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猛虎下山的气势和虎略龙韬的智慧勇毅前行，我们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2年1月30日《奋进在虎年》）

彩陶特指烧制前绘彩的陶器。对比强烈的绚烂色彩，意象多元的美好图案，点线面的繁复组合……彩陶不仅是早期先民的实用器具，更代表了那个时代卓越的艺术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8000年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国是世界彩陶的发源地之一。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区，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这里是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从距今约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开始，先后经过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发展，一直延续到仰韶时代晚期，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程。

老官台文化彩陶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尽管器形与纹饰较为简单，却意义非凡。半坡文化彩陶纹饰以直线构图为基本特色，尤以鱼纹和人面鱼纹最为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绚丽，多以若干相同单元图案对称、重复排列，构成多元连续带状纹饰，尤以鸟纹及由圆点、孤边三角等构成的各种花卉纹最具特色。渭河流域彩陶这一发展与传播历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

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原本经营粟作农业的庙底沟文化先民，在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发展出稻作农业，使粮食的来源比以前更加多样化。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显著，出现了作为区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周长约1945米。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杨官寨遗址西门址两侧，发现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数量达千余件。还发现有其他聚落罕见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陶祖、釜灶形陶器等。杨官寨聚落的布局、规模以及大量独特遗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已脱颖而出。

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高度统一的彩陶纹饰和制式化的特征，赋予了彩陶“礼器”的功用。庙底沟文化彩陶向礼器的转变，标志着管理复杂社会的古礼已经形成。这种藏礼于器的做法，体现的是礼制。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能纳入常轨。正如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彩陶是大时代大文化的代表，是古礼与文明的先声。

庙底沟文化以其独具特征的花瓣纹与花卉纹彩陶为标识，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考古资料显示，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北抵阴山，向南则跨过长江、踏遍岭南，直通深圳香港的广表地区，都发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造访的足迹。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广泛传播，反映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显现出庙底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接纳，或许意味着它接受了彩陶所代表的庙底沟文化的行为准则，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融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

在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晚期，彩陶的象生图案中出现鱼鸟共体的形象。如果鱼和鸟分别代表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那么这种共体反映的就是部族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反映“共和”题材的彩陶外，在关中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鸟吃鱼或者鱼吃鸟的彩陶纹样。渭河流域演绎的这场鱼鸟之战，无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的历史。

（摘编自王炜林《看庙底沟文化彩陶的足迹》）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而主体性是人文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以及研究者“情感”“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作为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其模式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阐释。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相对于“原初文本”来说，“次生文本”毕竟与研究者之间“隔了一层”，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着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数字人文研究在知识产生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比传统的人文研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研究者拥有传统人文研究“说文（文本）解字（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能力，能够通过文献处理、文本分析和意义阐释，完成对相关信息的阅读和观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判断；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研究者拥有数字人文研究“看图（可视化图形）识字（数字、数据等信息）”的能力，能够从“次生文本”的各种图式、图形、符号、数字等信息中，形成对原初文本的意义挖掘和价值判断。进而，将两种研究方法做出的分析进行对比、参照，展开“原初文本”和“次生文本”之间交叉性质的反思性分析。

当然，以上两个特点的分析都建立在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基础上，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比重偏大，根本特点是在“人一机”关系中“人”的因素还处于支配性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方法也会不断地升级换代，“人一机”关系也会出现“人”的因素支配性作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机”对“人”的控制和替代的可能。这也使得一些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常常抱有一种本能的敌意，认为这一研究隔绝了研究者面对“原初文本”的感性经验，将人文研究认知、理解、阐释和判断的权力让渡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双重误判：第一重误判是对数字人文方法目前只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初级阶段的蔑视，另一重误判则是受当前各种科幻大片渲染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后人类”“超人类”甚至“反人类”的技术恐慌。其实，我们对待数字人文的最好态度，既不是拥抱，也不是逃离，而是真诚的握手。

（摘编自曾军《数字人文的人文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