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

文游台

汪曾祺

文游台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

台在泰山庙后。

泰山庙前有河，曰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桥，桥很高，桥洞很大。走到桥上，上面是天，下面是水，觉得体重变得轻了，有凌空之感。这正是杂花生树、良苗怀新的时候，放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畅。

澄河产瓜鱼，长四五寸，通体雪白，莹润如羊脂玉，无鳞无刺，背部有细果一条，烹制后骨亦酥软可吃，极鲜美。这种鱼别处其实也有，但我的家乡人认定这种鱼只有我的家乡有，而且只有文游台前面澄河里有。不过别处的这种鱼不似澄河所产的味美，倒是真的。因为都经过冷藏转运，不新鲜了。

泰山庙亦名东岳庙，差不多每个县里都有的，其普遍的程度不下于城隍庙。所祀之神称为东岳大帝。泰山庙的香火是很盛的，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东岳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每逢香期，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进庙门就闻到一股触鼻的香气。

正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很高，下面可以走人。这倒也好，看戏的不会往前头挤，因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的戏。大都是站着的，也有自己从家里扛了长凳来坐着看的。

唱戏的是“草台班子”，没有什么名角，也没有什么好戏，唱的是京戏，但有些戏是徽调，没有准调准词。只有一年，来了一个叫周素娟的女演员，在南方的科班里学过戏，唱戏很规矩，能唱《武家坡》这类的戏，甚至能唱《祭江》……现在却混得到里下河来搭班。还有一个大花脸，嗓子很冲，姓颜。有一回，我听他在戏台旁边的廊子上对着烧开水的“水锅”大声嚷嚷：“打洗脸水！”我从他的产音里听出了一腔悲愤。江湖艺人，吃这碗开口饭，是充满辛酸的。

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更北，地势渐高，即文游台。台基是一个大土墩。墩之一侧为四贤祠。四贤，说法不一。明代张诞《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隆高风。长绳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我小时到文游台，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面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经》，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也挺不错。我们小时候对“快来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小时候以为帖上的字是这些书法家在高邮写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书法杂凑起来的（帖都是杂凑起来的）。帖是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叫师亮采的地方官属钱梅溪刻的，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曾有人考证，帖中书颇多“赝鼎”，是假的，我们不管这些，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

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文游台的出名，是因为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孙莘老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楼上饮酒，赋诗，倾谈，笑傲。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苏东坡只是在高邮停留一个很短的时期。王定国不是高邮人。孙莘老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个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欢。文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著过《蚕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人民的生活……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迁臣多内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迁谪生活，难以为怀，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但他还是很旷达，很看得开的，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仪《说郭》卷八十二：

秦观南迁，行次郴州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盘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

我以为这是秦少游传记资料中写得最生动的一则，而且是可靠的。这样如闻其声的口语化的对白是伪造不来的。这也是白话文学史中很珍贵的资料，老仆、少游，都跃然纸上。

（有删节）

寡人

夏阳

父亲娶母亲时，母亲不大乐意。媒婆在一旁劝导“他就孤家寡人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负担轻呢。”父亲也在一旁接话道：“你嫁给寡人就不是一般人了。”这事在全村传为笑谈，“寡人”一词从此落地生根，成了父亲的绰号。父亲似乎毫不在乎，张口闭口也是“寡人”如何如何，以此取代“我”。

父亲没有撒谎，他确实不是一般人，偌大的夏阳村，很长时间里只有他这个孤儿勉强念过初中，算是半个文化人，有好事者曾经找父亲理论，一副“文革”时的吻：“你自称寡人，什么意思？想做皇帝？”

父亲大度地笑道：“全村人叫寡人都叫了三十多年，你以为寡人愿意啊！打小爹死娘亡，全家光光，你喜欢，拿去用好了！”对方立马避瘟神一样逃之夭夭。一边逃，一边说：“还是你用好，还是你用好。”

父亲常年奔波在外，照顾他的生意，不愿待在家里老老实实耕田种地。父亲所谓的生意，无非是鸡毛换糖，走村串户，和收破烂没什么区别，但他不这样认为，他每次出去，衣着体面整洁，中山装。上衣的口袋里，常年别着一支钢笔。

有一年除夕，父亲照例是踩着团圆的爆竹声走进家门，照例带回了一家人过年的年货。父亲特别高兴，喝了几杯谷烧酒，满脸红光，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匣子，匣子是木头做的，上面雕龙画凤，极为精致。他打开匣子，从里面捧出一枚鸡蛋大小通身碧绿印章，诡秘地说：“这个啊，古董，是武则天赐给太平公主订婚用的。”我们那时年龄尚小，不知道谁是武则天，也不知道订婚是怎么回事，但隐隐约约感觉这次家里发大财了。

父亲招了招手，让我们俯首过去，咬着我们的耳朵说：“其实呀，这个是赝品，假的。”

母亲紧张地问：“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嗤，就这货色也骗得了寡人？寡人是干什么的？你们看看这上面的字‘生日快乐’，洋人流行的玩意儿，怎么可能出现在唐朝的印章上？”

接着，父亲讲述了他收购这枚印章的过程。他说是在湖南的一个古镇上，一户人家经济拮据，刚好遇到他去鸡毛换糖，就把他拉到里屋问他要不要，说这个是唐朝女皇帝武则天的御用之物，和玉玺差不多，开价一百块钱。父亲接过来看了看，瞅见“生日快乐”四个字，心里便有底了，父亲不好点破对方，委婉地说：“寡人一个鸡毛换糖的，哪有这么多钱？”对方认真看了看父亲，说：“我看你非平庸之辈，眉宇间隐隐有天子之气，拿去吧，这叫弃暗投明，物归原主。”对方接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哽咽着说：“要不是阶级成分不好，要不是等钱过年等米下锅，打死也不可能出卖这祖传几十代的宝贝。”父亲皱了皱眉，说：“寡人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对方说：“那我就半卖半送，谁叫我三生有幸，遇到您这样的贵人呢？”

我们听了沉默不语，要知道，那时的五十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算是一笔巨款。镇长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八块钱呢。许久，母亲坐在墙角垂首啜泣道：“人家夸赞你一句有天子之气，你就鬼迷心窍了？”

父亲赔着小心说：“我们不是还应付得过来吗？寡人主要是看不得人家为难，再说了，那户人家也是良善之辈，说不定也不知道是赝品呢。能够让人家好好过个年。我们不也开心吗？”继而，父亲一脸正色地说道，“寡人顶着一个‘寡人’的名号，虽不能兼济天下，但面对路有冻死骨，施以援手也是天道。”

那晚过后，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件事，我们都以为再也不会有下文了，二十年后，我刚刚结婚，妻子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过除夕之夜，她偶尔听母亲当笑话一样数落起印章的故事，便提出想看看。父亲翻箱倒柜寻了半天，把一个蒙满灰尘的木匣子递给她，妻子对那枚印章反反复复端详了许久，又掏出手机打电话问了好几个人，然后郑重地对父亲说“这个不是赝品，是真的，确实出自唐朝，价值不菲。”

妻子是历史考古专业的硕士，她的话毋庸置疑，父亲愣了一下，嘀咕道：“都‘生日快乐’了，还真什么真？”

妻子轻轻地笑了，纠正道：“什么‘生日快乐’？这是‘吉日良辰’，小篆，所以说，那家湖南人没有撒谎。”

妻子的话立即引起了一片沸腾，大家脸上洋溢着欢笑，彼此小心翼翼地争相传看这唐朝的宝物，叽叽喳喳，像一群欢闹的喜鹊。

父亲杵立在客厅中央，面红耳赤。好一会儿后，他陡然一拍脑袋，喝道：“你们不要再看了，寡人明天送还给人家，就明天，完璧归赵。”

母亲急了，壮着胆儿辩白道：“我们是花钱买的，又不是偷的，凭什么送回去？”

父亲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当初买，以为是假的，如果知道是真的，那不是趁火打劫？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平民百姓都不屑去做，更何况寡人乎？”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大年初一，双眼布满血丝的父亲执意登上了去湖南的火车。我们都劝阻说过完年去也不迟。父亲摇摇头，道：“这东西在身边多一天，寡人心里就多遭一天罪，再说了，现在大多数人出去打工，过年人在家，好找。”

（有删改）

闲章

曾立力

李一禅是位书法家，尤以金石篆刻著名。

他治印从不用反书，对着印章直接下刀。没了反书的束缚，方寸之间任其纵横捭阖，神思飞扬，苍劲顿挫，金戈铁马入印来；集奇伟瑰怪为一体，寓出神入化于险远，独具一格。

这天他去散步，来锻炼的人还真不少。不意遇见位晨跑的小伙子，穿身红运动服，挺精神的。恭恭敬敬冲他道声：“大师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已然跑远。接连几天都这样，这人是谁？在哪见过？

买下这栋旧宅，是在十多年前。那时房子不值钱，印章也不值钱。平日里，李一禅除却在家读书治印练字外，就是出席各种讲座书法展忙于应酬。名声在外，邻里间很少有人认识他。

回到家中便向夫人打听，相比之下夫人对周边人事熟络多了。夫人告诉他这人叫刘博，两口子都在市重点小学教书，买下了他们家旁边那栋二层小楼，搬来没多久。

自此，每当刘博恭恭敬敬问候他大师好时，李一禅必定回应道：“芳邻刘博好！”使得两个人的见面，像谍战片里的接头戏样郑重。

远亲不如近邻，过天刘博来家里拜访，尔后便有了些走动。

李一禅有个怪毛病，视印章如亲儿子，最忌非专业人士讨论专业问题，尤其是那些半瓶子醋的人说些套话假话与他评头论足。印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哪用得着旁人评说！

刘博不知是真不懂，还是有意回避，每次来话星子都没溅到上面半点，从未谈及。闲聊几句，起身告辞，客客气气地来，客客气气地去。小伙子说话有分寸，举止得体，讨人喜欢。

李一禅对刘博说自己过去也教过书，对他自然就多了份亲近感。至于没去回访，不是自己故作矜持，不肯移驾，而是没这个习惯。

李一禅没去走动，夫人倒是常去。一天晚上，夫人兴冲冲地回来跟他说，刘博两口子在家里办了个小升初的补习班，得知他们的孙子正值小升初时，主动提出让孙子来补习，学费全免。夫人还说：“不能让孙子输在起跑线上，没读上重点小学，一定要读上重点中学。”夫人对孙子比对儿子还上心。

李一禅在家只是个甩手掌柜，既然夫人都不怕麻烦，他还能说啥？便叫儿子把孙子送来。儿子儿媳都很忙，正愁孩子无人管，顺水推舟，当晚就把孙子送了过来。李一禅说：“补习费自然是要交的，说不定人家两口子正还着房贷呢，全由我们出得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孙子的成绩大有长进，皆大欢喜。乐得夫人黏在李一禅身边老夸：“你看人家两口子，水平就是不一样！”

近年来，李一禅的印章越刻越少，价钱却是越来越高，一口价。这是什么地方？艺术的殿堂，不是菜市场，可讨价还价的。只一点，李一禅从不收钱，夫人收。自己收，显得太不讲究。这天刘博来家里探访，神情却与以往迥异，端着杯茶半天不开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好像有事求他。李一禅刚赴了个饭局回来，趁着酒意笑说：“刘博小友，你我可是‘三老’关系啊。其一，我们是近邻，视同老乡；其二，你是我孙子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家的老师；其三，我比你年长，你是小老弟。有啥事？尽管直说无妨，老夫定当不遗余力！”刘博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出口：“想求大师一枚闲章，永久收藏。”

李一禅听后面露难色，心里叫苦不迭，后悔刚才不该把话说得太满。刘博有所不知，不是熟得不得了的人，李一禅从不为人刻闲章。闲章不闲，譬如齐白石的“鲁班门下”，譬如徐悲鸿的“一尘不染”等等，那都是寄情于印，生命的真迹啊！闲章，最好是自己刻。

可话既然已经说出了口，况且自己的孙子让人家费心不少，岂能说了不算数，出尔反尔？遂答应赠刘博一枚闲章，与其共勉。十天后来取。时间说短了，不金贵，李一禅深知个中玄妙。乐得刘博连连拱手作揖，欢天喜地地走了。

过了些日子，就在李一禅快要淡忘这事时，突然在朋友圈里看到微友说了段笑话：“他们单位的头最近不知从哪得来枚‘思无邪’的闲章，每每签字画押后都要盖上那枚闲章。说是既可防止别人模仿他的笔迹，又可增加些单位里的文化品位。”随后微友还发了个笑脸。

李一禅只觉得心头一动，忙问能不能发个视频过来看看。微友说没问题呀！手头正有未来得及报销的单据，拍下发给你。

嘀嘀，点开一看，正是他为刘博刻的那枚闲章。李一禅像被人捅了一刀般难受，哀叹道：“哎哟哟，埋汰了枚好印！”旋即拨通儿子的电话，吼道：“赶紧把你儿子接走，爱去哪去哪，别放我这。”平心静气后，拿起刻刀，找出块寿山石，为自己重新刻了枚“思无邪”的闲章。

改天他去散步，遇见刘博恭恭敬敬问候：“大师好！”李一禅照例回应道：“芳邻刘博好！”面容平淡，眼睛里闪过点什么。

（节选自《小说选刊》2020年第9期，有删改）

热坑

梁衡

神池是晋西北最高最冷的县。三月里的一天，我来这里是为了访问一个乡村女教师。她的事迹很简单：隐居深山，一豆青灯，几个硕童，一个年轻女子，盘腿坐炕，二十五年。这是何等清贫坚忍的炼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车子进了山，翻上山头，早没有了路。风像刀子一样专找着领口、袖口往里钻。山上除了残雪，就是在风中抖动的、如钢丝一样的枯草茎。

步行转过一个山坳，村口的第一个院子就是学校，我们刚踏进院子，一个中年妇女在窗玻璃上一闪，急忙迎了出来。她就是炕头小学的女教师贾淑珍。炕头上分三排盘腿坐着十三个孩子。一个个瞪着天真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山外来客。坑下放着一溜小棉鞋。炕对面的椅子上靠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汉语拼音。贾老师迎进我们说：“天这么冷，好辛苦，快炕上坐。”一边让孩子们往炕里挤一挤。山里的冷天，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头，是专让贵客的。我们不愿打扰小窑洞里的教学秩序，她就让我们到她的窑洞里。

我盘腿坐在炕头上。挨着炕沿是一口农村常见的二尺大锅，好像我们不是来采访，而是来走亲戚。贾淑珍揭开锅盖，急慌慌地舀水、抱柴，要做客饭。久违了，这淳朴的乡情。久违了，这盘热烘烘的土炕。她终于被劝着放下柴火，坐到炕沿上，开始叙说她这段平凡的往事。

“那是1961年，17岁，我初中毕业，来到这个村。全村不到二十户，没有学校。八九个娃娃，不是在村里爬树，就是在地里割庄稼。我跟支书说，我念书不多，总还能看住个娃娃吧，比他们在村里撒野强，当时队里没有窑洞，我刚结婚，就把学校办到了我的洞房里。”

“我把家里的杀猪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烟当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面，和上山药蛋粉搓成条，就是粉笔。没有书，就回到娘家村里借。”

贾淑珍坐在炕边，像叙家常，追忆着往事。话里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也没有多么宏伟的计划，更没有什么壮烈的举动。一切都顺乎自然，村里的娃娃没人管，自己就当看娃的，雨雪天两脚泥，冬天烧炕还要出去打柴、接草。同一盘炕上四个年级，有的上算术，有的上语文，有的爱打闹，有的胆小不敢说话。她都靠自己无私的心和慈母式的情，把这批野孩子带大一茬又一茬。只在那花烛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挂学生。全村35岁以下的无不是她的学生。

土炕，这盘热烘烘的土炕。就是憨厚的北方农民一个生存的基本支撑点，是北方民族的摇篮。在这盘土炕上，人们睡觉、吃饭、纺线。晚间又常挤到炕头上说古拉家常。这九尺炕头便是他们的生活舞台，世代他们就这样繁衍、生存、进步，而贾淑珍又在舞台上加进新的内容——教育。人呱呱落地，来到这炕上，不该光吃睡和干活，还应该有文化有精神文明。这个普通的女教师，给炕赋予了新的含义。

25年了，在这盘土炕上，他们连同自己的，共带大了四十二个孩子。我问：“张亮现在干什么？”

“他在十五里外的一个村里教书。”

“你为什么不和他调到一起？”

“我们这个村小，他回来吧，用不着两个；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学校也就停了。现在虽说有了窑，可谁想来呢？直到去年才通了电。”

别人不愿来，她却舍不得走。事情总得有人干，是苦是亏总得有人吃。自觉奉献，自觉牺牲，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平静而自然。

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着话，隔着光线，我端详一下她的脸，已爬上不少皱纹。我计算她今年该是44岁，可她至少像50多岁。多年为人师表的严肃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这种谦虚、诚实、任劳任怨和略显憔悴的身影、风度。我心里只是莫名地为她惋惜和不平，但说出口的却是这么一句：“山里生活这么多年，身子骨还好吧。”

“好甚哩，六年前检查说是肝炎。进城打了个方，回来连吃了四十服，就再没去看。离不得，一进城少说也得七天，谁代课呢？山里人，身子能扛呢。”

我想到可怕的后果，没有敢说出口。她还是那句话，没人代课。她到北京省城开过会，领过奖，可怎么就没有顺便看看病呢？大凡这种人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工作，明知有病，不去想它。

我看着表，已近中午。我想到山后面雪地里司机该等急了，便要起身告辞。她还是坚持要我们吃了午饭，我们赶紧逃了出来。

告别时，我还是提醒她要看病，她却一直念着，来了一趟，饭没吃一口，你们衣裳单，别着凉。村民们的话又响在我耳旁：“贾老师，好人哩。”这样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灵芝草，静静地藏在深山里。这个20户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几十年来，有了一个她，全村就没有一个文盲，还出了两个大学生。都说教师是蜡烛，她就是这样默默地燃着自己，在这无人知晓的山里，在那盘农家最普通的土炕上。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