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天，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中医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中医治疗针对寒和湿，注重调节机体平衡，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疫”之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针对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推出了中医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用于改善患者发热、乏力、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阻断病情进展，大大降低了重症转化率、病亡率。对于重症患者，西医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技术对抢救生命来说必不可少，中西医深度结合，携手开展临床治疗，大批患者因此受益，推动患者救治形势积极向好。医学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去照料和护理身体不适的人，让他们身心各方面与环境、社会相适应。中医、西医采用的手段不同，但都是在“照顾”患者，目的一致。在我国，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对症选用，优势互补，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

（摘编自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二：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中医预防医学首先强调人体在能量摄入上的平衡。没有能量，人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但中医并不鼓励过分地摄取能量，中医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强调适度地获取能量，因为能量的过剩，不仅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身体内还需要分解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消化这些能量，过分的能量摄取成了身体的负担。中医还强调能量消耗的适度。中医提出“不妄作劳”的观点——不要过分劳累。中医重视“固本培元”，注意身体内部根基的培植。人生病往往与对自身能量无节制的消耗有关，入不敷出，最终破坏了身体的内在平衡，形成疾病。

中医认为，防病的关键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的生命来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中医主张人要注意契合自然的节奏，实现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如春天气温上升，人的身体也渐渐形成外张的态势，气血由内部浮向体表，皮肤松弛，汗腺舒张，容易产生湿症，必须防湿；夏天天气燥热，此时人容易急躁不安，要有所抑制；秋天是收缩的季节，人的气血由外部而潜向内里，皮肤紧缩，汗腺收紧，这时要注意水的补充，食物要清淡；冬季多有寒症，如伤寒、关节疼痛，由于室外活动少，长期封闭，容易消沉，必须注意调节。

中医预防医学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持精神的平衡。病从心起，养生重在养心。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具有复杂情感和精神的动物，人的精神性因素是内在平衡的根本。精神平衡被打破，容易引起疾病。如人遭受精神刺激，疾病往往也会跟着到来，人心胸狭窄，患得患失，性情暴烈，盲目攀比，心情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或者是消极郁闷，或者是孤独无依，或者是偏执独断，等等，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容易带来疾病。中国人有“仁者寿”的说法，长寿的人，往往是待人和善、精神平衡的人，也就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

材料三：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禅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

材料一：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交互网络正联结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阅读文本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平面纸质阅读到手机阅读、社交阅读等网络阅读，阅读媒介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这一发展趋势给传统的以纸质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教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一机遇与挑战，《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加入学习任务群，使之正式成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媒介”一般指传播介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既包括静态的纸质文本、图片，也包括动态的声音、动画、视频等电子文本。由于文本内容呈现形式的多样性，“阅读”的内涵不再局限于对书面文字的识记、理解、鉴赏、评价，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对图片、表格、声音、视频等多元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人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事件的发现者、记录者、写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跨”既强调“跨越”，更注重“整合”，不同的媒介形式特点各异，求同存异，将之有机整合并应用到语文课堂上来，可以丰富语文学习内容，加强语文学习与时代、与生活的联系。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应围绕言语活动开展。阅读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信息，首先应基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引导学生理解多种媒介运用对语言的影响，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手段，而非目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应整合丰富的语料，锻炼学生在多样的信息来源中去伪存真、辨识媒体立场的能力，在言语实践中形成价值判断和文化心理。从本质上看，“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际上是要求学生具备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但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不是新闻传播学范畴的，而是语文学科范畴的“媒介素养”，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引导学生反思并适应媒介技术对母语习得的影响，在不断接触、分析、判断、评价的过程中实现媒介素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融合。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聚焦时代发展的前沿，彰显语文学科的自我成长，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的教育情境中“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活动的开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抵御多元媒体对教学的干扰问题。新媒介的引入可以增加信息容量，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拓宽学生的阅读与交流空间，但集文字、音频、图片、动画、视频等于一体的超文本，也容易使学生注意力分散，游离于阅读内容之外。如果一味追求媒介的丰富，追求声、光、电的交响，而忽略了阅读的主体内容，则得不偿失。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目前虽然还面临很多挑战，但只要广大师生能积极面对时代发展给语文的“教”与“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拓宽跨媒介视野，创造性地开展“教”与“学”的实践，就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摘编自任明满、郑国民、王彤彦《“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内涵、实施策略与挑战》）

材料二：

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VR诵经典”古诗词虚拟现实体验等数字阅读的多媒介互动展示，而引人入胜的沉浸式体验让读者了解了全新的阅读方式。像这样的“VR+书”的跨媒介阅读场景正逐渐泛在化，并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姿势”。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阅读习惯。读者开始习惯于多种媒介同时呈现在一个页面上，与阅读传统文字印刷的文本相比，阅读时读者眼球的转动速度是不一样的。另外，阅读形式也越来越协同化。所谓协同化，实质上就是个体阅读逐步发展成为社交型阅读。过去我们说阅读是很个体化的，一个人拿一本书，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在阅读之前，总会先上网翻看网友的评价。那么如果某一个平台不推送某本书的相关信息，你还会不会关注它？这是不是影响了你的阅读习惯？当阅读入口开始发生改变，只要你愿意开放自己的“书架”，别人就可以看到你对这本书的批注，同理，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的批注、圈阅，这会不会影响你的阅读认知呢？

跨媒介阅读背后实质是思维的表达，一个成功的、良性的跨媒介阅读活动，植根于一种思维模式的构建。跨媒介阅读不能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态改变。要想读懂思维之美，首先要读懂不同媒介语言之间是如何转化的。在跨媒介阅读中，比较容易形成的形态是文学阅读与影视阅读相结合，因为很多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影视阅读成为跨媒介阅读的首选。然而，“跨”之后如何成功地阅读才是关键，要知道，语文课中基于影视作品的跨媒介阅读和一些地区开展的影视教育活动是截然不同的。

思维之美的另一种体现是要注重阅读元素的分拆和关联，形成图谱化的个人阅读知识体系。跨媒介里面有很多元素，戏剧有戏剧表现语言，绘画有绘画表现元素，数字艺术更是元素众多，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的。这种分拆和关联背后，实际上是分类思想，先分类再建立关联，然后重新将关联以后的知识结构化，形成一种思想，让阅读成为一个体系。跨媒介阅读不止于阅读浏览不同媒介信息，更要聚合思维和思想，形成新的跨媒介阅读知识图谱。

（摘编自吴钟铭《跨媒介阅读改变了什么》）

材料三：

经典名著具有多重教育价值，应列为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一。面对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我们被逐渐改变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想要继续发掘经典名著的多重教育价值，就应该借助互联网、新媒介和新技术的力量。

传统媒介下的经典名著通常以印刷文字为载体，印刷文字有一定优势，如阅读印刷文字能够赋予人们想象力，能够养成缜密的逻辑思维。但在自媒体和互联网信息时代，经典名著想要经久不衰就要不断寻求新的理解媒介。我们应该了解新媒介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媒介。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是会将传统媒介纳入自己的内容体系。传统媒介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所以经典阅读在新时代下寻求新的理解媒介并不是要完全抛开传统媒介。

另一方面，要用跨媒介激活经典名著的新生命。经典名著因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被演绎成不同形式的作品，方便师生通过不同的媒介获取到不同形式的经典名著。与传统纸质阅读相比，跨媒介阅读具有参与度高、自主性强、多样、快捷、便利等特点，将经典名著的阅读与跨媒介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发挥两者优势。

以《水浒传》为例，随着广播、影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兴起，《水浒传》打破了原有的传播范围，拓宽了受众范围，增添了经典名著的表现形式。借助无线广播，《水浒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播达到鼎盛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媒介对《水浒传》的影响，自从电视普及后，电视剧就超越了无线广播对《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拍摄技术的提高和对《水浒传》的解读越来越深刻，199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自制剧《水浒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观看《水浒传》电视剧的热潮。而在网络方面，有专以讨论《水浒传》及其相关作品为主要内容的贴吧，将解读的权力真正放到了大众手中。各类媒介对《水浒传》的解读与《水浒传》原著文本之间达到了“互文互读”，跨媒介阅读给经典名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摘编自张砚妮《经典名著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

材料一：

词最早开始于民间，所以在语言上有些粗糙，但是语言上也很直白、大胆，而文人写词就比较典雅、含蓄。在中唐或晚唐，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写词仅是游戏的态度，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写诗和写文章。词在当时属于艳科、小道，是业余的时候创作的。文人词的创作长期处于“尊前”“花间”的环境中，带有鲜明的娱乐消遣功能，所以就形成了“作闺音”“为艳科”的特色。到了李煜，他创作后期的词的内容变得很真实，他用词写一个亡国之君内心真实的、深刻的、深远的痛苦。“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词帝，“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为宋词开启了抒情言志的大门。

宋人以歌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词作，除了延续宫体、花间风格之外，还有一些是写歌妓与文人之间存在感情上的联系，甚至有些歌妓在词人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譬如，著名词人晏几道，早年过惯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后来家道中落，生活一落千丈。黄庭坚曾评价晏几道：“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一句话，晏几道实在、单纯、重情义。正是这样的人，写情词是第一等的好。大家熟知的《临江仙》，“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小苹”即是一位歌女。晏几道在写这首情深意长的感伤之词时，背后寄予的是自己身世的巨变与个人的切肤之痛。虽为艳词，但真挚深婉，表达了士大夫的仕途沉沦浮荡。

词，不仅是在歌舞升平、瓦栏歌肆之间，与歌妓之间推杯换盏的文学创作，更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文学。我们知道，宋代的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词人将眼光投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用词来表现生活着的城市。著名的“白衣卿相”柳永，对北宋的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用词描绘过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当时许多著名的城市。如《倾杯乐·禁漏花深》就是柳永为宋仁宗在元宵佳节之夜与民同乐时所作。这首词重在渲染上元节的节日气氛，“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柳永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为我们展示了有宋以来物富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

除了城市，还有描写乡村。相对于城市的富庶、繁华，乡村词的重点在于勾勒农家之乐，展现出怡然自得的、缓慢的、富有诗意的生活节奏。譬如苏轼笔下的“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辛弃疾笔下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皆是难得的、富有诗意的、文人化的乡村景色。他们亦曾在乡村的丽景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苏轼在乡村中，获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洒脱与惬意，辛弃疾在乡村中经历了“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的恍惚与惊喜。苏轼曾写作《浣溪沙》组词，展现“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热闹场景，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则是描述了“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其乐融融的生活，让我们看到大文豪笔下的乡村世界依然让我们心旷神怡。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是随遇而安、和光同尘、与时俯仰。他们一方面承担社会的责任，一方面注重个人生活。他们试图将都市生活与乡村野趣融为一体，在闲暇之余喜欢山水形胜，在登临游览中恣意抒怀。词这种不太严肃、可长可短、随即可歌的文学样式，特别满足了宋人想要表达丰富内心感受的需要，也特别适合表现宋代文人的世俗娱乐，以及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如果我们说，宋人在诗文当中表达他们的治国情怀，有壮志的情怀，那么在宋词中，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热爱，对于宋代的边边角角细致入微地描述，就在词当中充分地表达了出来。由此来讲，宋词当得起宋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节选自康震《都市燕乐中的宋词》

材料二：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写湘水上的一个神灵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这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词，也叫做长短句。参差错落，长短不齐。从形式上看，词是比诗更多变化，更精微的，更纤巧的，更曲折的。

词大都是写男女的爱情相思离别，为了配合这种歌唱的场合和歌唱的人物的歌女，自然写的是比较柔婉的细腻的女性的美。所以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很多在诗里边不能表达的感情，能在词里边表达。词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篇幅一般是比较短小的，所以它天生来注定就不能写长篇巨制的内容，这是词在内容上“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的缘故。诗所写的内容无所不包，可以发议论，可以抒情，可以纪事，什么都可以包括。而词一般只是写景抒情。所以说是“诗之境阔”。

可是，我们还要注意后一句：“词之言长”。这不是说词的篇幅长，不是说词的句子长，而是说词给人的回味，词的韵味悠长。写爱情的小词，表现了人的心理感情的一种本质，可以引起人丰富的联想，所以说“词之言长”。

——叶嘉莹《唐宋诗词十七讲》

材料一：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组成，通过疏导与调蓄的方式疏解内涝。

城内沟渠大致可分为明渠与暗沟，又可分成天然沟壑和人工管渠道。中国古代城市很早便开始运用沟渠疏排城内积水，在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有较完整的沟渠排水系统。学界一般认为，西周至战国时期，城市沟渠排水系统已经较为完善。沟渠排水思想得到运用，在《管子》中有“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的总结。中国历代都城都有系统的沟渠网络，汉长安城大道旁皆有沟渠，环绕城市的城墙底部有城内向城外排水的圆形陶管道。唐长安城大部分街道两侧都有挖土而成的明沟，宽度在2.5米以上，口宽底窄，以便排水。北宋东京城内主要干道皆有明渠与暗沟。元大都初建时，便凿有七处泄水渠，据考古调查，在今西四牌楼附近地底发现有石砌明渠，宽1米，深1.65米。明代北京城内沟渠众多，据侯仁之先生统计，见于记载的城内主要沟渠有大明濠、东沟与西沟、东长安街御河桥下沟渠、龙须沟、虎坊桥明沟等。都城之外，地方城市的沟渠系统亦是相当完备。如清代重庆有贯穿全城的17条水沟，只是这些水沟现在早已多不见踪影。在古代城市中大量的人工管渠道和天然沟壑成为排泄内涝的重要通道。

城市水系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天然水系，也包括人工运河、护城河等，其不仅有疏导内涝的作用，还兼具调蓄功能。古人对城内湖泊、壕池与河流等的疏导与调蓄功能很早便形成清晰的认识。据研究，北宋至明清时，古人对城市水系排涝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认为“城市水系乃是城市之血脉”。城市水系在疏排内涝的作用上较为明显。北宋东京汴梁的城市水系由三重壕池、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以及凝祥池、金明池、琼林池、玉津池等组成。明清北京城的城市水系由内外城壕、筒子河、前海、后海、北海、中海、南海等组成。

此外，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的运用亦是疏排积水的重要方式。北宋时，东京城汴河上设置有泄水斗门，通过斗门启闭节制水流，如王士俊《汴城开渠浚壕记》中所言“水门启闭，各有宣节”。明代南京城市水系中采用水管铜闸节制水流，闭闸时水阻不流，开闸时水逐渐流出。清代的桂林城壕池与漓江相通，城壕与漓江间有雨水闸门，视城壕与漓江水位的相对高低而启闭。城市内部沟渠、河道等排水不及时，往往还会利用水车人工排水，如雍正《河南通志》卷五载明隆庆二年秋，开封连续大雨三日，“城中用水车辄水出城”。透水型地面的运用亦是中国古人防涝的经验总结。清代紫禁城内路面铺设的是透水砖，雨水可透过砖缝渗入地下，而不是淤积于路面。还有将道路设计成中间高两边低，利用低处透水地面排水的做法，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大都皇城内“草场上的道路高出草场地面九十厘米，路面经过铺砌，使得污泥雨水不至于淤积路面”。实地考察表明，中国古代小城镇街道有的完全是天然泥路，有的虽然铺石块为路街，但其间的缝隙并不勾浆，都能使雨水自然渗透。

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亦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如排水系统便是排涝系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时常是阶段性的“以人治水”，而非常态性的“制度治水”；都城与地方城市排水系统存在较大差距等。但总体上来说，依靠城市排水系统的定期疏浚与管理制度的保障，通过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疏导与调蓄方式，古代城市可以较好地疏导内涝。

（摘编自蓝勇、张亮《中国古代的城市内涝与治理》，《光明日报》2020年8月3日14版）

材料二：

一些试点“海绵城市”局部内涝现象相对减少，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看海”问题。

据业内人士介绍，“海绵城市”一般都增加了透水地面，增强自然土壤吸纳雨水的能力；适度提高地下管线标准，增强地下排水系统抗灾能力；实现泵阀全自动化，运用智能管网提高系统运转效率，对于减少区域性的城市内涝确实有效。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孔坚说，过去的“海绵城市”试点范围是城市局部而非整个城市，建设效果显著，但要彻底解决城市的内涝问题，还需从源头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与国土生态治理。水利工程生态化、田园海绵化等系统治理结合在一起，用基于自然的理念，系统解决城市洪涝问题。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主任委员程晓陶表示，“海绵城市”要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一些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才走完这一历程，我们需要更多基础研究、监测分析，不能想着靠短期高投入一蹴而就。”

（摘编自舒静、胡璐等《年年“城市看海”的囧能破不？》，“新华视点”202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