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荣，字仁甫，山海卫人。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督饷大同，值兵变，杀总兵官李瑾。总督刘源清率师围城，久不下。荣素有智略，善应变。叛卒掠城中，无犯荣者。外围益急，荣密约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镇抚王宁同盟讨贼。察叛卒马升、杨麟无逆志，乃阳令宁持官民状诣源清所，为叛卒乞原，而阴以荣谋告，请宥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效。会源清已罢，巡抚樊继祖许之。升、麟遂结心腹，擒首恶黄镇等九人戮之。荣乃开城门，延继祖入，复捕斩二十六人。录功，擢光禄寺少卿，再迁太常寺少卿。

二十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鲁迷贡使留甘州者九十馀人，总兵官杨信驱以御寇，死者十之一。荣言：“彼以好来，而用之锋镝，失远人心，且示中国弱。”诏夺信官，槥死者送之归。番人感悦。逾年，以大同巡抚赵锦与总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诏荣与锦易任。俺答数万骑入掠，荣与尚文破之黑山阳，进右副都御史。寇复大举犯中路，参将张凤等阵殁。荣与尚文及总督翁万达严兵备阳和，而遣骑邀击，多所杀伤，寇乃引去。代府奉国将军充灼行剽，荣奏夺其禄。充灼等结小王子入寇，谋据大同。荣告尚文捕得，皆伏辜。荣以大同无险，乃筑东路边墙百三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又以守边当积粟。而近边弘赐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馀里，辟治之皆膏腴田，可数十万顷。乃奏请召军佃作，复其租徭，移大同一岁市马费市牛赋之；秋冬则聚而遏寇。帝立从焉。荣先以靖乱功进兵部右侍郎又以缮边破敌累被奖赉召还理部事进左尚书赵廷瑞罢荣署部务奏行秋防十事。已而翁万达入为尚书，遭母丧，荣复当署部务，辞疾乞休。帝怒，夺职闲住。越二年卒。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八十八》，有删改）

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訴谓王曰：“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愿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为后。”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许绾为我祝曰，入而不出，请殉寡人以头。”周訴对曰：“如臣之贱也今人有谓臣曰入不测之渊而必出不出请以二鼠首为女殉者臣必不为也今秦不可知之国也，犹不测之渊也；而许绾之首，犹鼠首也。内王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窃为王不取也。且无梁孰与无河内急？”王曰：“梁急。”“无梁孰与无身急？”王曰：“身急。” 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听也。支期曰：“王视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谓支期曰：“吾始已诺于应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忧也，臣使长信侯请无内王。”支期说于长信侯。长信侯曰：“吾内王于秦者，宁以为秦邪？吾以为魏也。”支期曰：“君无为魏计，君其自为计。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溅君襟矣。”且见王，支期先入谓王曰：“伪病者乎而见之，臣已恐之矣。”

长信侯入见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诺于应侯矣，意虽道死，行乎？”长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应侯，愿王无忧。”

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孙臣谓魏王曰：“今处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 魏王曰：“善。虽然，吾已许秦矣，不可以革也。”对曰：“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劫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枭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节选自《战国策 ·魏策三》，有删改）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二十年，郑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国轩踞澎湖，环二十余里为壁垒。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于帕。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率兵东指鸡笼峪，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于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台湾平，自海道报捷。上旌琅功，曰：“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於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此地原为红毛所占，乘随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馀职官及桓等于近省安插垦荒。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三十五年，卒于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节选自《清史稿》，有删改）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黙，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髃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

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旘，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韂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

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

此知可以言时矣。

（节选自《史记·滑稽侯列传》）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越，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奏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乃召陆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

（《史记·南越列传》）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初，纲再贬宁江，金兵复至，渊圣^①悟和议之非，召纲为开封尹。行次长沙，被命，即帅湖南勤王师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颜岐奏曰：“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语塞而退。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论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帝亦不听。汪伯彦、黄潜善自谓有攀附之劳，拟必为相，及召李纲于外，二人不悦，遂与纲忤。纲行至太平，上疏曰：“兴衰拨乱之主非英哲不足以当之英则用心刚足以莅太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哲则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愿陛下以汉之高、光，唐之太宗为法。”六月朔，李纲至行在，入见，涕泗交集。纲言于帝曰：“邦昌僭逆，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帝颇感动。汪伯彦曰：“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纲奏，责授邦昌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邦昌后至潭州，伏诛。时帝手诏择日巡幸东南，纲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帝乃谕两京以还都之意，读者感泣。纲尝侍帝，论及靖康时事，帝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至终夜不寐，然卒至播迁，何也？”纲对曰：“人主之职在知人，进君子，退小人。”因勉帝以明恕尽人言。帝嘉纳之。纲所论谏，其言切直，帝初无不容纳。吕中曰：“自纲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抗忠数疏，中时膏肓，僭逆之罪正而士气作，幸都之谋定而人心安。”朱子谓“李纲入来，方成朝廷”者，正为此也。

（节选自《宋史纪事本末·李纲辅政》）

高宗建炎三年，冬十月，金兀术分兵南寇。辛未，兀术由马家渡渡江，陷太平，长驱至建康。杜充无制敌之方，渡江遁真州，不敢入营，拜兀术于马首。癸酉吕颐浩进航海之策其言曰敌兵多骑必不能乘舟袭我江浙地热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甲戌，知徐州赵立闻诏诸路以兵勤王，乃将兵三万趋行在。金人邀立于淮阴，立麾下劝立不如还保徐州，立奋怒，嚼其齿曰：“回顾者斩！”于是率众径进。立中箭贯两颊，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诸军，憩歇定，方拔箭出之。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迎岳飞移屯宜兴。时兀术将趋杭州，遂进攻广德军。飞闻之，邀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会金复遣兵攻常州，飞复追至，四战皆捷。乙酉，兀术自广德过独松关，见无戍者，谓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度哉！”遂犯临安。守臣康允之弃城走，钱塘县令朱跸率弓手土军，前路拒战，两中流矢，犹奋勇而进，力竭死之。己丑，帝乘楼船，次定海县，留范宗尹、赵鼎于明州，以待金使。又谓张俊曰：“若能捍敌成功，当加王爵。”吕颐浩奏令从官以下各从便去。帝曰：“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然，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于是郎官以下多从卫。癸巳，帝舟次昌国县。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抚使李邺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卫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击之，不中，被执。琶八诘之，琦曰：“欲碎尔首，我即死，为赵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赵氏岂至是哉！”又问：“李邺为帅，尚以城降，汝何人，敢尔？”琦曰：“邺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诟骂不少屈，琶八趣杀之，至死不绝口。

（节选自《宋史纪事本末·金人渡江南侵》）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不求试，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寻通判舒州。文彦博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复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又辞。恳求外补，知常州，移提点江西刑狱。与周敦颐相遇，语连数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为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安石果于自用，于是上“万言书”，大要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微，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末，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万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上览而置之。吕祖谦曰：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其学不用于嘉祐，而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盖有在也。

（节选自《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