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艺术是意造空中楼阁来慰情遣兴，而这种楼阁是如何建筑起来的？

②先拿艺术作品做实例。如王昌龄的《长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不曾留下他作诗时心理历程的记载，但我们借助心理学的知识来从文字上分析，也可以想见大概。

③他必定使用想象。想象就是在心里唤起意象。如看到寒鸦，心中就印下寒鸦的影子，知道它像什么样，这种心镜从外物摄来的影子就是“意象”。意象在脑中留有痕迹，看不见寒鸦时仍可想到寒鸦像什么样，甚至于从来没有见过寒鸦，别人描写给你听，你也可凑合已有意象推知大概。

④想象有再现的，有创造的。一般的想象大半是再现的。原来从知觉得来的意象如此，回想起来的意象仍是如此。比如我昨天看见一只鸦，今天回想它的形状，丝毫不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它，就是只用再现的想象。艺术作品不能不用再现的想象。比如这首诗里“奉帚”“金殿”“玉颜”“寒鸦”“日影”“团扇”“徘徊”等等，在独立时都只是再现的想象。

⑤但只有再现的想象决不能创造艺术。艺术既是创造的，就要用创造的想象。创造的想象也并非从无中生有，它仍用已有意象，不过把它们加以新配合。王昌龄的《长信怨》精彩全在后两句，这后两句就是用创造的想象作成的。人人都见过“寒鸦”和“日影”，却从来没有人想到班婕妤的“怨”可以见于带昭阳日影的寒线。但这话一经王昌龄说出，我们就觉得它实在是至情至理。从这个实例看，创造的定义就是：平常的旧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合。

⑥从理智方面看，创造的想象可以分析为两种心理作用：一是分想作用，一是联想作用。“分想作用”就是把某一个意象和与它相关的许多意象分开而单提出它来。这种分想作用是选择的基础。许多人不能创造艺术就因为没有这副本领。有分想作用而后有选择，只是选择有时就已经是创造。画家在一片荒林中描出一幅风景画来，就是在混乱的情境中把用得着的成分单提出来，把用不着的成分丢开，来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诗有时也只要有分想作用就可以作成。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名句就是从混乱的自然中划出美的意象来，全无机杼的痕迹。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联想可分为“接近”和“类似”两类。比如这首诗里所用的“团扇”这个意象，班婕妤第一次用它时，是起于类似联想，因为她见到自己色衰失宠类似秋天的弃扇；王昌龄用它时则起于接近联想，因为他读过班婕好的《怨歌行》，提起班婕妤就因经验接近而想到团扇的典故。

⑦“怀古”“忆旧”的作品：大半起于接近联想，例如看到赤壁就想起曹操和苏东坡。《诗经》中“比”“兴”两体都是根据类似联想。比如《关雎》就是拿雎鸠的挚爱比夫妇的情谊。因为类似联想的结果，物可变成人，人也可变成物。

⑧这两种都属于象征。象征的定义可以说是：“寓理于象。”《长信怨》一诗中的“昭阳日影”便是“象”，象征皇帝的恩宠；“皇帝的恩宠”是“理”，但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明白指为“皇帝的恩宠”的象征，又未免以迹象绳玄渺了。诗有不可以解说出来的地方，不可以言传的全赖读者意会。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二：

柳宗元有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思想，自然景物要成为审美对象，要成为“美”，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去“唤醒”它，去“照亮”它，使它从实在物变成“意象”（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外物是不依赖于欣赏者而存在的，但美并不在外物。或者说，外物并不能单靠了它们自己就成为美的。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

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美是客观的观点，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物是客观的，因此他们觉得物的美当然也是客观的。这座山是客观的，那么这座山的美当然也是客观的。这里的错误是把“象”与“物”混淆起来了。在审美活动中，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物”，而是“象”，“物”的有用性以及它的自然科学属性是不被注意的。审美观赏者注意的是“象”。在审美观赏者面前，“象”不等于“物”。一座山，它作为“物”，相对来说是不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人面前，它的“象”却在变化。“物”是实在的世界，“象”是知觉的世界。竹子是“物”，眼中之竹则是“象”。“象”是“物”向人的知觉的显现，也是人对“物”的形式和意蕴的揭示。当人把自己的生命存在灌注到实在中去时，实在就有可能升华为非实在的形式——象。这种非实在的形式是不能离开人的意识的。

这正是朱光潜一贯强调的观点。朱光潜谈美，总是一再强调指出，把美看作天生自在的物，乃是一种常识的错误。他指出，“象”不能离开“见”的活动，有“见”的活动，“象”才呈现出来，所以美的观赏都带有几分创造性。

（摘编自叶朗《美在意象》）

材料一：

文学教育是语言艺术的教育，这是区别于其他审美教育的最大特点。苏东坡曾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就格外重视诵读玩味和感知领悟。古人正是通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诵读之法，来完成文学作品中符码意义解读。

茅盾先生认为，文学教育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是第一步”，且文学教育中，写作实践的基础在于具备足够深厚的鉴赏能力。所以，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应通过文学阅读促进语言修养提升，同时在熟稔语言表达的基础上侧重对意义的探寻。具体而言，在文学教育中要强调文学作品语言方面的鉴赏，要对作品的语言修辞不断进行沉淀咀嚼、品味，区别鉴赏语言表达的规范得体与个性审美的张力。譬如传统文学教育中，需要鉴赏《红楼梦》中不同人物个性化语言的表达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作品中诸多文学形象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诗人气质和审美影响力。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言：“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两句话透露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培养人的道德情操的特点。而文学教育在对人的道德培养方面的功用，要经由审美层面上升至道德完善的层面。这一提升的基础是生动的文学作品、鲜活的文学人物。

文学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品读，进而让他们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将情感寄寓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上。他们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或悲悯或恐惧的情感宣泄，继而达到自身情感的释放与净化。正因如此，文学教育才能开掘出对阅读主体而言巨大的美德感召力量，使其收获轻松舒畅的快感，在道德上受到启迪教育，进而获得身心的和谐。

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意义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以建构高尚、和谐的精神世界为大任。这种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怀，虽然从其实践过程来看是内隐性的，但要实现这一心灵关怀，则需要借助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来达成。正如鲁迅先生以刀笔刻画出“铁屋子”般的旧社会，以其比喻国家四分五裂、民族陷于危亡、民众麻木不仁的社会现实，进而对千百年来禁锢国民的封建文化进行批判，意图带给人惊骇、震撼的情感反应，达到唤起民众、匹夫有责的社会功用。这种经由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教育效果均指向审美，指向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共情。

人文素养的内涵丰富，涵盖了情感道德、语言能力、精神领悟等方面。这些元素的平衡和协调发展，对人的审美及共情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而文学教育恰巧可以完成对人文素养潜移默化的培育。人自出生以来就有喜怒哀乐，更有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性渴求。这种渴求一旦在文学中找到对应的触动，人心中的柔软之处、温暖之处、神伤之处等都能得到情感的慰藉与安抚。恰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胸中恍惚不可捉摸之意境，借由文学艺术得以发挥，进而收获难以比拟的心灵满足。这种心灵满足想要在文学教育中实现，就应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张的，进入文学的世界，想文学人物之所想，感他们之所感，要把自己摆进去，“烧”进去，不能“隔岸观火”。如此，才能经由文学世界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走向主体审美与情感共鸣。

（摘编自王敏刘维笑《文学教育重在培养健康人格》）

材料二：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集中表现在审美文化向消费文化、语言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文化转型，都对文学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便是语言文化向视觉文化或图像文化的转型，因为这是传播媒介的变革，一种由语言媒介向图像媒介的转变。当图像代替文字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并逐步演变成一种思维方式时，以视觉的浅层愉悦和感官的直接刺激为特征的图像阅读取代语言文字阅读也就无法避免。

不过，我们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图像时代，思考如何使“读图时代”的文学教育焕发出新的生机。

其实，图像与语言文字之间同样可以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很多成功的电影作品背后都有审美、艺术、思想等方面俱佳的文学作品作支撑。而在一个网络文学迅速发展与图像文化流行的年代，对“文学经典”的内涵也要有新的理解，应该以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也许今天被视为“流行与通俗”的文学作品，在明天就成为“经典”。文学教育对“经典”的选择可以采用多元方式，不应囿于传统的经典作品，大众文本和影像文本都可以纳入文学教育，从而为多元的审美需求提供多元的选择，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以促进文学教育的发展。

除了文学教育的内容需要创新之外，文学教育的方式也需要创新。文学教育的核心是审美精神的培养，图像文化的流行将审美“日常生活化”，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审美体验，与传统文学教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它能为图像时代的文学教育提供重要的审美基础。显然不能只采用传统语言文化的方式进行审美教育，因为一个文学作品采用语言媒介还是图像媒介，所带来的审美体验是有差别的。

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日常生活”的图像审美积累与语言文本审美教育有效结合起来，是“读图时代”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话题，需要不断探索。

（摘编自黄敏《传统与新兴文学教育如何携手并进》）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①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虽分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类，有着各自的审美特征，然而二者间却紧密相连。中国诗与中国画在文化基础、境界追求，以及对情与意的表达上是一致的。正因为此，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诗与画成为中国文人表达情志的两种重要手段，是故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关于诗画关系的经典表述。

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根基。中国诗与中国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它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从文者、习画者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单取诗词绘画之形，虽异常刻苦，往往也只得其表，难取其实。同理，欣赏者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在优秀的中国诗词与中国画面前，也将难以体味出其丰富的内蕴与妙处所在。

③境界是中国诗与中国画所崇尚的追求。伴随禅宗思想的演进，中国传统文人对境界的追求更上层楼。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唐宋时期的高度发展，正与此有极大关系。禅宗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中国文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追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王维的诗与画充分体现了对“空远静寂”的境界的追求。王维以禅境入诗境、画境。苏轼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可见王维的诗境与画境是统一的。当然，中国诗与中国画对境界的追求，与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主张，儒家诗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等都有着重要的联系。

④诗词、绘画是中国文人用以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北宋文人画家群体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的诗与画“主情”，突破了唐代以前中国诗、中国画以叙事、再现为主的特点。苏东坡以诗的形式阐述绘画道理时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回过头来，我们再品读苏东坡的诗，欣赏苏东坡的画，正如其所崇尚和追求的境界。一言一语，一笔一墨无不关乎情，“形似”显然不是他所在意的。在传统儒家诗学看来，无论是诗词还是绘画，创作者往往注重通过“比兴”的手段，引发人的思考，笔不到意到，或笔在此而意在彼。“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是中国诗词与中国画共同的表现手法。因为对自然的关照，中国文人崇尚天地之清悠，进而荒寒之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席位。

⑤由此可见，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现代学者钱锺书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有人进一步认为，它们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需要在传统哲学诗词绘画三方面融会贯通，才能在文学艺术的鉴赏与创作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编自冯朝辉《“孪生姊妹”：中国诗与中国画》）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印尼爪哇开展了一项有关水稻生产的农业研究。研究者发现，农业生产常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来获得总量的增长，但这种生产模式一旦固化并达到一定上限后，再多的生产投入也不能提高产量，反而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无法进化成更为高级的生产模式。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称之为“内卷”。这种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而当代中国的教育发展正面临“内卷化”日益严重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这样谈当前教育的“内卷化”：孩子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但是读好大学或好专业的名额始终是有限的，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看不升反降，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当这个系统问题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和蝴蝶效应对于整个教育生态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日益僵化以及难度降低，考高分的捷径就是刷题，因此让几乎所有考生都陷入到刷题、拼时间的低层次竞赛当中，浪费了时间，扼杀了创造性思维。他坦言，这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的一个困境，也是很多父母的无奈”。

走出“内卷化”的困境，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其中，处理好教育资源的优质与均衡的关系尤显重要，这一点无须赘言。

但仅靠学校单方努力显然不够。如果只盯着校园，教育不可能真正走出“内卷化”的困境。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即便身处最优质的学校，也依然要面对“内卷化”的考验。此前关于清华北大两所名校学生状况的调查广受关注，揭示了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现象：在这两所最顶尖高校里，这些学生依然处在极度竞争中。原因无他，“绩点为王”，成功压倒成长。评价方式的单一化唯分数高低论优劣，必然导致在一个赛道里过度竞争。

摆脱单一评价模式，需要全社会对这种观念的接纳，包括政策的支持、学校的引导以及家庭的协作。当社会的评价更加多元，能够在观念上鼓励多样的成长成才路径、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内卷化”自然会得到消解。

（摘编自胡唯元《只盯着校园，走不出教育“内卷化”困境》）

材料二：

（摘编自何菲、温红博《中学生课外学习时间的合理性研究》）

材料三：

提起当前的教育“内卷化”与教育焦虑，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过少，而要缓解教育焦虑，必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在我看来，根本原因不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而是在发展教育过程中，人为地把教育资源分为三六九等。政府教育部门没有适时根据教育发展新形势，调整发展教育的思维与战略，反而推出将教育资源等级化的政策措施，这导致我国教育发展陷入困境：不管怎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老百姓一直认为只有排在前2%，甚至前1%的资源才是优质教育资源。如果不全面清理这种等级化思维，我国社会的教育“内卷化”和焦虑，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很多家长抱怨，现在中考竞争激烈，孩子升学压力很大。然而从2000年到2020年，我国上普高的学生增加了400多万，可为何家长的焦虑不减反增呢？原因在于家长们普遍患上了“中职恐慌症”。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把职业教育看作层次低人一等的教育，这是发展教育的一大“败笔”。

再着高招，情况也差不多。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然而高等教育五花八门的分层现实更令师生家长压力山大。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启动了211、985建设工程，虽然对建设部分高校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负面效应更为深远：211、985成为学校的身份标签。有多少学生考进这类高校，成为评价一所高中办学的重要指标。2018年教育部又启动实施了“双一流”建设工程，这使得“双一流”有成为学校新的身份标签之势。

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政府教育部门应该避免自身的政策把学校等级化，否则就会与推进普及化的目标冲突。不但会影响高等教育的结构——所有学校都想办更高层次的学校，也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资源向“头部”学校集中，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低，无法保障培养质量。可以说，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过程中，还用“精英思维”搞建设工程，是发展教育的又一大“败笔”。政府部门应该努力为所有受教育者创造平等的求学环境，给高校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在此基础上，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这有助于学校办出特色，提高办学质量，而不是把学校引导到争夺教育资源的竞争中。

必须意识到，近年来我国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提出的非985、211院校毕业生不用，以及只招“双一流”毕业生的招聘标准，也是源于教育建设工程。这加剧了唯学历论、唯名校论，进一步带来的问题是学历高消费。学历高消费不但会浪费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也会刺激教育内卷，使所有家庭和学生都被更换到追求更高学历的轨道上。

是时候认真对待造成教育“内卷化”的等级化发展教育的思维了。不调整这一思维，我国在社会的教育焦虑将很难消除。包括我国正在建设的职教本科，由于没有解决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问题被视为所有本科院校中最低层次的院校，遭遇歧视，就值得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当然，调整等级化发展教育的思维，需要形成新的办好每所学校的教育发展观，并要从根本上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破除名校的既得利益，这是必须做出的艰难选择。

（摘编自熊丙奇《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的教育“内卷化”是怎么产生的？》）

材料一：

近些年来，我国诸多大中城市频繁发生严重的城市内涝灾害，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发生200多起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灾害，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也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且严重的原因源于自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但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是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其所折射的问题主要是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

（摘编自刘佳骏《我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折射的城市扩张问题》）

材料二：

暴雨之后，江西赣州一条名不见经传的福寿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套宋人设计建造的排水系统，千年之后仍护佑一座城市免受雨水浸泡。“在现在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中，都能找到完整的排水系统，良好的城市排水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采访中，水利专家孔彦鸿向记者介绍。遗憾的是，这个朴素的道理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城市内涝的集中出现，暴露出前些年我们的城市建设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注重地表。”水利专家杨保军认为，“城市建设应该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必须先地下，后地上，打牢根基。一些城市对地下建设的投入和重视不足，造成了我们地下管网排水系统的脆弱。”

水利专家程晓陶告诉记者，城市对地上地下空间的大量开发利用，缺乏基本的防洪保护措施，随意填埋可调蓄涝水的水面、将城区河道改造成道路、挖断排水脊、堵塞排水管……这些现象屡见不鲜。

（摘编自颜维琦等《城市内涝：如何防，怎么治》）

材料三：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广西将全面开展易涝隐患点整治、排水管渠和河道清淤疏浚工作，确保到2020年现有城市内涝点全部消除，达到中小雨不积水，大雨暴雨不发生严重内涝，特大暴雨城市运转基本正常，不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工作目标。

广西要求各地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水利建设、小流域治理等工作，加快城市河道整治，对河道沿岸雨水排放口进行全面疏通，特别是对已被破坏填埋的雨水排放口予以恢复，确保排水通畅，增任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同时结合城市自然特点，综合考虑景观美化和蓄水、排水防涝等功能，增加人工湿地、可渗透路面、透水性广场和停车场等海绵城市建设，从源头防范内涝点的产生。

（摘编自覃星星《广西提出2020年底前全部消除城市内涝点》）

材料四：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启动消除城区重点易涝区段三年行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摘编自百度百科“海绵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