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未来的医疗可能是这样的：“可穿戴设备”将收集到的人体生理数据传入云端进行分析处理，医生给出诊断或康复建议，甚至为个人定制健康全记录。

未来的教育可能是这样的：个人学习终端融入资源云平台，线上教育机构就会根据学生特点推送相关资讯，特别是培训信息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信息，并贯穿于终身学习的全过程。

尽管很多人还不太熟悉“大数据”这个新兴的术语，但正如一篇专栏文章中所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大数据被称为“碎片中的智慧”，被视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力量，正在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有消息称，大数据给某搜索引擎公司带来的日均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一年就有八十多亿美元；某社交平台并没有多少实物资产，但上市后拥有一千多亿美元的市值，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它的数据。

大数据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识，并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动。美国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将其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还发布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众多行业、企业开始使用并利用大数据做出变革，全球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重要决策都取决于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不少创业者也扎根大数据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机会”；数据技术产业包括数据采集、加工和应用，已经成为各路投资者角逐的对象。国内也有不少企业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片蓝海，比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仓库”在市场上寻求商业效益。

中国有6亿网民，手机设备持有量超12亿台，将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这也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抢占大数据浪潮的先机，广大企业要敏锐捕捉数据背后的商机，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主动推进大数据产业化进程，推出相应战略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和改造IT基础设施，推动隐私保护和公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立法，明确界定互联网数据商业化应用范围、确定数据滥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提高数据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合法性。此外，还要资助大数据的基础技术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以解决产业发展急需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的人才供给问题。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抢占“大数据时代”先机》）

材料二：

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大数据杀熟”榜，不少知名企业榜上有名。该协会的调查数据还显示，超过半数网友有被杀熟的经历。大数据时代，要想真正管住企业大数据杀熟的手，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还需要监管技术手段的升级换代。

俗话说：“人熟为宝。”在传统商业道德里，熟客应该享受优待。然而，如今人们发现，熟客往往频频挨宰：个人信息被滥用、给老客户的价格高于新手价、专挑会员定向涨价、买得越多价格越贵。一些网络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熟客，以至于有人感叹“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这种怪现象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大都与一款款软件牢牢绑在一起。商家通过算法，对消费者进行量身定制，而消费者对商家的运作方式却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之所以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有敢于杀熟的底气，正在于大数据垄断、算法不透明等给企业带来的便利。

依靠这种便利，无良企业杀熟“杀”得神不知鬼不觉，消费者不仅难以发现，更不易取证，维护权益变得十分困难。而这恰恰也是监管的难点和痛点。面对大数据的个性化、多样化、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传统的监管查处机制显然已不适用，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作为保障，很难实施有效监管。

要想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相关部门应在监管的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尤其是提升监管的技术能力，依托新技术，建立如大数据价格监测体系，创建消费者网上投诉机制，对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做到及时、全面地管控。此外，针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还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明确界定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用范围，从而做到监管有法可依，提升执法效率。

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被用来优化服务我们欢迎，被用来精准“杀熟”我们必须亮剑。把个性化服务变成坑人陷阱，既失信缺德，也涉嫌违法。监管层、法学界、商家必须对这一问题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让大肆薅用户羊毛者付出应有代价，让无良商家不敢为、不能为。

（摘编自高健钧《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保持和谐悦乐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节选自叶朗、朱良志《以乐治国》）

材料二：

大部分情况下，普通人听音乐并不以受教育或者学习为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当人们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中时，会歌唱；紧张的工作之余，会欣赏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茶余饭后，会借音乐来调剂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给予人们无限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可以放松自己，忘掉不快，赶走疲劳，从而得到身心上的舒缓。

音乐可以娱人，同样也能够自娱。音乐并不仅仅指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别旋律，它还包括诸如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民歌和号子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能够减少工作带来的乏味感、枯燥感，消除疲劳，鼓舞干劲。通过音乐的欣赏，释放出人们现实中的郁闷和压力，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安乐。从这个意义而言，音乐消解了社会个体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音乐是思想的载体，因而在音乐中，能传达出乐章所包含的神韵。人们能与音乐中所蕴神韵互交，这一互动过程，可谓之乐能动神，神可感乐。恰如其分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振人的情绪，激发人的潜力。例如古代行军作战，都备有战鼓。临战时，鼓声震天，士气如虹。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多少热血志士奋发向前，每当我们行注目礼，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闻雄壮的国歌徐徐奏响，有谁不心潮澎湃？有谁能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定奋进？音乐能通过自身内蕴催人奋进，这方面具体的例子，不遑多举。哪个时代都不乏这样催人向前、催人奋进的音乐，它使得社会中有志之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不懈。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另外一个重大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中外诸多先贤，对此都有过深入分析、研究和论证。汉代《毛诗序》讲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古代，诗、乐、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节选自史其威《论音乐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近来，风靡电视圈的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和《声入人心》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在兼具商业效应、娱乐大众作用的同时，使音乐表演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反映了部分音乐人对民族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歌手2019》总决赛上，歌手龚琳娜携手京剧艺术家王珮瑜、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唱了一首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及西方古典音乐于一体的音乐作品，其中包含《垓下歌》《六州歌头》，囊括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音乐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专业的功底和震撼的演唱为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味”音乐。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及其同名音乐会全国巡演也是今年以来的文化热点。《声入人心》以深耕古典音乐、严肃音乐闻名，着重向观众展示美声、歌剧、音乐剧等西方音乐元素。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演唱成员也保持着自身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坚守，从以西方元素占主导的音乐演绎中突出重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云南民歌《猜调》、湖南民歌《浏阳河》、江苏民歌《采红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以及越剧《梁祝化蝶》等，都在节目当中有重点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鲜能听到的民族调调和传统戏曲。这些都激发了观众对民歌和传统戏剧形式的兴趣，使民族音乐元素从一众美声、音乐剧演唱中脱颖而出。

歌者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和优秀传统艺术的观照，将本土元素更多地带入当下大众化、娱乐化的音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在文化市场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不断思索与探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当下，一部分人更为看重节目制作所能带来的市场和流量，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丢掉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应在大众化、快节奏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发展趋势下，更多地融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艺术元素，从而向大众普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精华。期望令观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宣传效应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肩负起守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经典的重任。

（节选自于溟跃《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守住“中国味”》）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铸就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涵的科学家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早在2012年初，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启动实施“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重点动员支持一批高校创作排演以现当代著名科学家和科技界民族英雄为主题的舞台剧，用广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讲述一批德学双馨、对国家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科技界具有崇高威望的科学大师的动人事迹，成为了当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一次大胆创新。

十年来，主办部门从两部门增加到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文联等6部门，演出剧目也从第一批的6部扩大到现在的20部。剧目的数量和质量在发生变化，但坚持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着力打造校园文化经典原创剧目的定位始终未变，用讲故事的方式弘扬科学家精神也从未过时。科学大师剧成为了高校开展“大思政课”的生动蓝本，也是科学、艺术、教育融合发展的最好诠释与最佳案例。

通过舞台剧讲好中国科学家故事，关键在于故事挖掘。每一名参与科学大师剧创作的师生都会花费大量的课余时间对拟排演的科学家人物进行深入了解，通过大量阅读传记手稿、实地调研访谈等方式了解科学家故事，感悟科学家精神。

按照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要求，参与科学大师剧创排的高校师生在对科学家故事进行艺术化加工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尊重重大事实的科学性，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摆在首位。天津大学原创话剧《侯德榜》剧组曾先后多次组织动员参演师生赴北京、天津、大连、南京、福建等地，拜访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化工学会、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化工集团公司、永利化工天津碱厂等单位，实地追踪侯老的生平足迹，现场采访侯老亲属后人、秘书等，查阅书籍和历史文献千余份，在整理了10余万字的一手资料后，才据此创作了话剧《侯德榜》的剧本初稿。

党的二十大对科技强国建设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是对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新要求，也是对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化自信自强的新要求。

没有科学家精神铸就起科技脊梁，就难以汇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也难以产出高质量的科技成果。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也必然需要一批又一批具有家国情怀、杰出才干、高度文化自信的优秀青年担负时代使命。

应时代之需，近年来“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广泛动员科技、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专业力量，深入挖掘校史资源，不断塑造有思想有故事的科学家原型，以舞台为媒介，不断扩大参与度和覆盖面，使每个科学大师剧目都成为扎根高校、连接青年学生、影响社会公众的有温度的“生命体”。一批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科学大师剧成为了“演得好、留得下、传得开”的佳作。

（摘编自共青团中央《擎“科学家精神”之炬书青春中国时代华章》，2023年12月8日）

材料二：

科学家精神之于青少年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鼓励青少年学习科学、勇于探索，更重要的是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培养爱国情怀，涵养坚持不懈、求真务实、敢于创新的科学品格。当代青少年的价值体系更加开放和多元，面向青少年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充分理解青少年价值需要，采用更加新颖的表达方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如何开展引领性科技攻关？如何实现从“追逐者”到“引领者”的转变？广大科技工作者唯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赓续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才能坚定不移地以创新寻求突破。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科学家精神，坚守着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念，无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接续奋斗，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作为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8条宝贵经验之一，强调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科学家精神既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信念与追求，也为激励广大青年人才开拓创新提供了力量源泉。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屠呦呦，再到钟扬、黄大年，他们身上彰显的科学家精神感人至深。学习感悟科学家精神，能够激发爱国情感、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不断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对新时代人才发展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柯嘉平《让科学家精神直抵心灵》，2023年2月1日）

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恒定不变的价值，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拜九叩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9 .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熏烟蒸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方法。《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佩藏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3至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或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1910年至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节选自陈昀《文物见证抗疫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