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时代的电力，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度加快，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增长，数据存储、计算、传输、应用的需求大幅提升。加快推动算力建设，将有效激发数据要素创新活力，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等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东数西算”就是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有测算显示，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0.33%和0.18%。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部署的八方面重点任务中，首个便是“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要求“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推进云网协同发展，提升数据中心跨网络、跨地域数据交互能力，加强面向特定场景的边缘计算能力，强化算力统筹和智能调度”。因此，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夯实这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的基础设施底座，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当前，数据中心已成为支撑各行业“上云用数赋智”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全国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布局建设，扩大算力设施规模，促进由东向西梯次布局、统筹发展，将提高算力使用效率，实现全国算力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水平，更好赋能数字化发展。

我国数据中心年用电量已占全社会用电的2%左右，且数据量仍在快速增长。我国数据中心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由于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在东部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难以为继。而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充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支撑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加大数据中心在西部布局，将大幅提升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就近消纳西部绿色能源，通过技术创新、以大换小、低碳发展等措施，促进绿色发展。

从信息通信、IT设备制造、基础软件，到土建工程、绿色能源供给，数据中心的产业链条长、覆盖门类广、投资规模大。通过算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有力带动相关产业的上下游投资，有效形成更多内需增长点，从而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此外，目前我国数据中心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供需失衡、失序发展等问题。通过算力设施由东向西布局，将带动相关产业有效转移，促进东西部数据流通、价值传递，发挥东西区域各自在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延展东部发展空间，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数字中国春潮涌动，推进“东数西算”正当其时。我们应面向未来，充分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下好全国一盘棋，确保“东数西算”这一重大工程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摘编自网络）

从立春到大寒，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参照天象、气象和物象等自然现象，总结一年中时令、气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是古人对自然时间与农耕生产关系的精准把握，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蕴含着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智慧与生命哲学。

二十四节气不仅自身内涵丰富，而且与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传统民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每到立秋，湖南省花垣县都会迎来盛大的赶秋节。庄稼成熟，丰收在即，人们吹笙、歌唱、舞蹈，庆丰年、祈幸福。而今，花垣赶秋活动丰富多彩，周边群众也纷纷聚集在“秋场”，观赏和参与舞龙舞狮、八人秋千、上刀梯、武术等活动。花垣赶秋还与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域旅游等相结合，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间。在礼敬“秋”的节气文化基础上，焕发更多文化活力，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博物馆中的文物要“活起来”，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智慧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应如此。二十四节气只有着眼群众需求，和当下生产生活有机交织，才能焕发生机。立夏之际，暑气来袭，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不仅保持着在立夏时节吃乌饭蚕豆、喝立夏茶等传统习俗，而且转化创新，进一步发挥立夏习俗在休闲娱乐、饮食养生等方面的功用。比如，举办“跑山迎夏”活动，将立夏习俗融入大运河节气和旅游发展中；传承创新“送春迎夏”仪式，对传统立夏仪式展示内容进行选择提取，等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渗透在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以及传统工艺中，近年来，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日渐丰富，图书《黄小厨的春夏秋冬》以讲述美食与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文化故事为亮点，受到人们喜爱；纪实节目《24节气生活》采用实景场地拍摄的记录方式，呈现日常生活中的二十四节气文化。二十四节气在物候、风景、人文等层面上的丰富内涵，更是让它成为文创设计青睐的主题。二十四节气主题的折扇、书签等文创产品层出不穷，在日用中展现岁时节令之美。发挥不同文艺形式所长，利用多媒体传播格局，二十四节气文化传承传播的形式、内容和渠道得以拓展，其内蕴的文化生命力也得到激活。

传承发展二十四节气文化，青少年群体是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二十四节气歌》将知识融于通俗晓畅、朗朗上口的童谣中，深受欢迎。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古典诗词、传统绘画、刺绣、编织等，也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未成年群体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2013年起，采用民族曲调说唱的贵州石阡“说春”传承人，走进当地学校，举办创作展演及传承活动，教学生制作土牛、编写“说春”教材。这些活动不仅生动介绍了二十四节气知识，而且培养了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感。

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今，在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用新的生活内容、文化表达和传播手段，进一步提炼、升华、传播和弘扬，使二十四节气蕴含的中华传统智慧绽放勃勃生机。

（《二十四节气在当代——让古老智慧绽放生机》，202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当前，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叙事反映出博物馆与社会互动范式的革新。博物馆被视为重要的文化治理工具，所承担的公共使命要求其能对公共事件进行即时和历史维度的展示。公共事件指的是与传统古器物和古代历史相对应的、反映现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和自然事件。为适应当代价值观传播的要求，博物馆在公共事件的展示上积极探索新的叙事策略。

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兴起，博物馆与社会互动的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馆有责任反思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促进公众辩论。在实现上述职能的过程中，博物馆公共记忆媒介的作用被强调。艾利森·兰茨贝格认为集体记忆“出现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接口上”。而博物馆恰恰提供了这种接口。博物馆作为记忆空间，具备多种阐释和参与的突出潜力，为记忆提供活跃的“线索”，超越了记忆的准确性，更关注产生、减少和混淆记忆的作用方式，从而使公共记忆被激活、滋养或挑战。

博物馆不再满足于服务一小部分受众，而是转移到公众生活和大众文化中。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记忆策略，趋向于将崇高精神带入普通领域，以及将已被边缘化或沉默的公共记忆纳入权威的主流叙事中，从而使博物馆与公众交流更为民主化，实现了对当下和未来社会的风险管理。

但博物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记忆“存储器”，而是作用于当下的即时建构和对历史的重建，成为记忆的“生产者”。博物馆对公共事件叙事的逻辑主要在于处理记忆关系，包括记忆所呈现的对象间的关系，如事件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以及记忆所附着的主体间的关系，如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博物馆最初对公共事件的叙事，倾向于在伦理道德层面围绕两组价值观对立的群体展开，强调二元化的对抗。近年来，博物馆愈发意识到民主社会中存在各类冲突，叙事结构被重建为冲突各方间的复杂关系，更加鼓励多元化叙事。

长久以来，对公共事件的叙事表达始终以官方视角为主，而丰满的集体公共记忆，以及更多元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需要民间视角的补充。官方视角更擅长用理想的而非复杂或模棱两可的术语重述现实；民间视角更倾向于表达公共事件的现实情况，而不是应该表达的样子。在当下，官方与民间视角的表达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实现了协同作用及多个主体共同发声。

公共事件叙事话语的转变可以从大屠杀展览中窥见一斑。以往大屠杀展览多以一种主导型话语展开，大屠杀的历史意义被降低成仅是对后世的警示。现在，对大屠杀的展览将记忆与身份认同、种族等众多话语联系起来。这种方式不再将重点放在对过去冲突的记忆上，而更关注对个人的苦难产生同情，引起不同背景的观众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注意。这一转变反映出博物馆在处理事件个体和社会的记忆关系时赋予了事件个体超越本身的社会意义，扩大了记忆的时空背景。

在社会快速扩张和更迭的过程中，博物馆愈发重视自身对于记录、展示和反思公共事件的使命与责任，将公共事件以不同于学术展示的方式，转变为活动中的、可用的和可见的公共历史，能够营造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和更高层次的普适价值，在促进身份认同和强化国家主流价值观中可能比学术的历史和公民教育更有效。

（摘编自张昱《作为记忆媒介的博物馆：对公共事件的叙事与传播》）

“饭圈”，即粉丝圈子，是由粉丝组成的群体。“饭”“粉丝”的第一要义是情感，是对特定的人或事物投入强烈的赞赏、爱慕或崇拜之情，也就是说情感是粉丝联结成“圈”的最初纽带。然而伴随着“饭圈”的野蛮生长，其赖以生存的情感被异化为狂热的非理性行为，随之而来的是以应援打榜、刷量控评、互撕互黑等现象为代表的流量争夺战，甚至为非法集资，诱导借贷等违法行为提供土壤，“饭圈”成为乱象丛生的“怪圈”。

“饭圈”的失序，究其根源，是资本的无节制渗透。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数据成为一般等价物的网络时代，“饭圈”为资本的无限增值提供了丰腴的土壤。经纪公司，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商批量制造偶像，从“养成”到“出道”，再到“打榜”“后援”，及其催生的“引战”“互撕”，狂热的追星族不仅真金白银地直接贡献利润，更是在每一个环节都投入真情实感和时间精力，成为免费的数字劳工，源源不断地生产流量。

哪里有流量，哪里就有利润，这原本无可厚非，不过一旦利润足够大，资本就敢于铤而走险甚至置法理伦常于不顾，这是“饭圈”产业链日趋畸形和“饭圈”劣迹屡见不鲜的根源所在。

更需警惕的是，具有非理性和组织性特征的“饭圈”建构起和外部世界“有壁”的“黑话”体系，以“黑话”为媒介的信息分享和情感交流逐步强化群体和外部之间的区隔，巩固群体内部价值认同。如此，“饭圈”不仅形成了成熟完整的产业链条，还生成了为诸多乱象背书的话语生产场，源源不断地生产极富蒙蔽性、煽动性的话语样态和价值观念，将唯利是图合理化，将违法失德合法化。“饭圈”不再是单纯的粉丝圈，而是与资本圈，话语圈犬牙交错，进而形成各种利益圈。在这样的语境当中，所谓“圈地自萌”与其说是自娱自乐，不如说试图为“法外之地”寻找一种美化的辩辞。

“饭圈”渐成“怪圈”，是资本贪得无厌的表征，不仅扰乱文艺和经济秩序，还挑战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更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饭圈”通过消费性、非理性、组织性，专业性等属性，以及以“黑话”为核心的话语和意识形态体系建构起坚固的利益圈和价值圈，劝导教育，批评谴责、道德约束等方式难以撼动其根本。监管部门针对“饭圈”的一系列整治行动，正是从法律和行政等方面进行治理，通过发布相关规定，惩处违法主体，封禁违规账号、清理有害信息等形式，重拳打破“怪圈”的坚固壁垒，引导“饭圈”经济和文化向着健康向上、和谐有序、风清气正的方向发展。

每一个时代都有偶像，那本应是青少年获取自我投射和情感认同的载体，承载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奔赴更好未来的青春愿景，是激励青年人不断奋进的宝贵精神动力。而“饭圈”所关联的文化产业，网络经济，社群经济，粉丝经济则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活跃经济局面、优化产业结构，而且在贡献国民经济产值、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相关产业在文化输出方面的巨大潜能，明星偶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是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可以借助的文化政治手段。由此观之，治理“饭圈”不是一竿子打死，而是堵与疏相结合，趋利避害，因势利导。重拳出击是堵，涵育良好的文艺生态则是疏。

“饭圈”的存在原本依赖的是审美情感，其生发的基础是文艺，只是随着产业的畸形发展，文艺让位给资本，本应抵抗工具理性的审美情感无力抵挡资本催生的功利主义思潮。因此对抗“饭圈”的异化，应当在对资本加以约束的同时，充分发挥优秀文艺作品的美育功能，增强文艺理论和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引导作用，树立健康的偶像形象和审美风尚，重新建构心灵秩序和精神意义，进而牢牢把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审美话语权。

（选自《“饭圈”渐成“怪圈”，“破圈”势在必行》，《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未来中国的乡镇建设，应该是“软硬兼施”的：“美丽乡村”建设注重的是硬件的改造，“美好乡村”建设注重的是经济建设。只有到了“美学乡村”建设阶段，才真正注意到了内在文化的复兴与外在设计的重构及其统一。“美学”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生活美学”是中国人在追求好生活基础上对美生活的延伸，而美生活恰恰可以让好生活升华。

当前乡村小镇的改造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地方以工业化思维进行改造开发，将城市生活模式照搬到乡镇，破坏了原有的生活习惯、聚落形态和自然风貌，甚至对当地生态环境和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以文旅开发为主导的特色小镇，容易出现以商业文化驱逐本地文化的问题，大型建筑拔地而起，景观设计突兀生硬，原住民被驱赶出原来的生活空间，只留下旅游商品的空间。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小镇的规划者、建设者缺乏必要的审美感受力，对于何为美、何为特色没有准确的认识。要解决当下“万乡一貌”“千村一样”的窘境，就需要美学的多样化参与进去。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提出，中国乡镇应该像繁星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局面，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一个恒星吸纳了其他的星。因此，中国美学小镇应以“生活美学”为导向，重点在于突破城乡融合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生活美学”作为知行合一与体用不二的美学，尤其和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文化包括美学在内一定能够促进中国乡村的极大发展，美学在里面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想为中国小镇树立一个生活美学的标准，涉及我们怎么为乡村塑美形，如何为生活铸美魂等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农民，包括来到农村的城市人，他们共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小镇美学榜样”的征集发布，是中国人理想乡居生活落地实现的重要方式，为国际提供一个农耕文明的美学标准，一个中国人独特美学的生活方式。

目前，国内特色小镇的建设尚未把审美提到应有的高度，作为乡镇的规划者、建设者，如何建立必要的审美感受力，同时具备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意识，就成为当前的急需。同时，这也是对于中国的生活美学在乡镇落地生根的一次巨大推动。从美丽乡村注重硬件改造，到美好乡村注重经济建设，到美学乡村注重文化复兴，归根结底，那就是聚焦在乡村文化保存与现代性转化之上。在综合国外优秀的城镇改造经验基础上，乡村文化保存意味着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现代性转化则意味着利用现代化的技术科技化手段，将高品质的生活需求融入乡村，由此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提升乡村的生活品质，进而拉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活水平。

那么，什么是美学乡镇呢？我想可以用三句话来说：生活的乡镇，生态的乡镇和生产的乡镇。

首先，乡镇是一个生活的乡镇，是一个活着的乡镇，并不是像某些特色乡镇开发之后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死掉了，既没有本地的居民，也没有外来的游客。其次，我们强调这样的美学乡镇还应该是一个生态的乡镇，乡镇的发展并不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美作为代价的。最后，这个乡镇一定是既有生产又有消费的乡镇，即它是有经济活力的乡镇，是有经济动力推动它继续生产、生活、生态地发展下去的乡镇。这样的乡镇才是符合我们标准的美学乡镇。

乡村与小镇的美学，追求的乃是“小而美”的美学，而不是“大而全”的美学。每处小镇乡村都应该找到具有土著性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情境，从自然的水、森、田、湖、草、海到环境、建筑、景观，都要实现一种没有工业气息的融景与融艺。其中最核心的还是让这些外在的改造皆与民众的乡土生活之间形成血脉相通的关联，只有这样的乡村小镇才是“活的”且是“美的”。

（刘悦笛《让“生活美学”在乡镇落地生根》，有删改）

“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近来，一首融合京剧曲调和流行旋律的古风歌曲《赤伶》成为各大音乐排行榜的热门歌曲，更得到李玉刚等歌唱家的多次演绎。从十几年前虽然还未被冠以“古风歌曲”头衔的《青花瓷》，到当下旧词新唱的《琵琶行》，网络歌手、民间唱作人原创的《踏山河》等作品的风起云涌，这种风格的歌曲在一代代年轻人中始终未曾沉寂。

古风歌曲之所以能盛行，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有三个明显因素。其一，古风歌曲满足了青少年对真爱的憧憬。青少年是流行歌曲的主要受众，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往往笃信爱情至上。古风歌曲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爱情主题或带有爱情元素。除了纯粹的爱情主题外，古风歌曲更多的是把爱情作为其中一个元素去润色情感。如方文山作词的《缘分一道桥》直接以演唱古诗开篇，霸气展现塞外战场的恢宏之气，其中融会着“谈爱恨不能潦草”的爱情观，更要以生死去证明。其二，古风歌曲充满对侠义精神的推崇。古风歌曲塑造了大量侠士，其中惹人注目的是在民族危机中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如《赤伶》中的优伶与侵略者一同烈火焚身的民族大义感人至深。这些歌词可以激起青少年追求自由生长、个性解放的情感共鸣。其三，古风歌曲的主题满足了人们情感宣泄的需求。“饮风咽沙”“枕风宿雪”等折射的是当下生存境况的不易；渴盼如英雄“长枪策马”“浪迹天涯”满足了现实个体在群体中想要突出自我的精神需求；推崇“美人画卷”“红楼斗酒”年少的鲜衣怒马是对青春的致敬，而歌词中隐约可见“青丝成灰”“冷月空对”是时光流逝的感叹，是只恐时不我待，无处挥洒热血的隐忧。

古风歌曲的风靡，还得益于其形式上符合流行音乐的创作传播规律。词语押韵、节奏明快，可以有效提升传播的到达率，也是流行音乐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因素。而古诗词的简洁、精炼、押韵，一定程度上成了歌词创作的富矿。

主题上古风歌曲的创作往往选择古典文学中熟悉的故事、意境进行解构再造，语言上通过模仿文言的词语来提升内涵，营造氛围，通过个性的表达吸引眼球。优秀的古风歌曲很多有历史出处，它们改编自民间故事，传奇色彩浓厚。如《霸王别姬》等来自历史上的经典爱情故事，塑造的是社会认可的传奇英雄。古风歌词喜用成语来模仿古人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快速被听众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演唱起来别有一番韵味。由于词作者的水平差异，有些作品则是带有古典词语的词语拼贴：如“折断月光”“叶黄退入长秋”等歌词读起来不通，断句混乱，丧失了古典诗词之美。虽然初听惊艳，但其表述或不明所以，或强行押韵，是用现代表达方式去强行模古的体现。如《盗将行》中“笑像一条恶犬”的表达就饱受诟病。这种批评并非是不尊重创作自由，而是此类歌曲的流行度、传唱度高，且主要受众偏年轻，所以让社会不能忽视这类歌词对年青一代文化积淀潜移默化的影响。

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表示听过或可以接受古风歌曲，半数以上的同学能够随口唱出喜爱的古风歌词。也有个别同学表示反感，主要原因是“伪古风”。所谓“伪古风”，其主要表现就是打着古风和传统文化的旗号张扬个性，歌词不注重叙事逻辑。前言不搭后语导致不易理解，或只是文言词汇的生搬硬套，甚至是生编硬造，忽视对原本古典诗词中“温柔敦厚”的诗教或文化精神的探寻。追溯古典艺术的源头，诗词歌赋发挥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的作用。这些经典借助文字和声音传承千百年，历久弥新，刻印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中，在后人心中激荡起层层共鸣的涟漪。分析古风歌词的特点，就是要针对问题引导背后的艺术创作趋势。

我国古典文化蕴含丰富的艺术资源，可以为当代的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关键是如何挖掘、利用。当下，国潮奔涌，既有民间自发的古风歌曲创作，也有汉服文化热，还有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文化综艺类节目为代表的各主流媒体的创新之作。这些都是对古典文化的体认，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复兴的物质表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引导古风歌曲创作“去伪存真”，领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文中的精髓，用民族精神的丰厚滋养去破除流行文化的困境，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

（摘编自武玥《古风歌曲何以风廊》《光明日报》2021年7月14日，有删节）

戏一折/水袖起落/唱悲欢唱离合/无关我/扇开合/锣鼓响又默/戏中情戏外人/凭谁说/惯将喜怒哀乐都藏入粉墨/陈词唱穿又如何/白骨青灰皆我/乱世浮萍忍看烽火燃山河/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情字难落墨/她唱须以血来和/戏幕起/戏幕落/谁（终）是客/你方唱罢我登场/莫嘲风月戏/莫笑人荒唐/也曾问青黄/也曾铿锵唱兴亡/道无情/道有情/怎思量/道无情/道有情/费思量/

材料一：

“双减”以其系统性的布局谋划，超越了原有的改革措施，推动减负改革实现由点状到面状的转变，也撬动教育生态系统实现整体性优化。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改革优势，帮助回应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两个核心挑战——学段衔接问题和措施联动问题，从而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变革契机。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学段衔接问题具体表现为基础教育阶段缺乏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实践，其实质是基础教育应当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双减”作为一场基础教育的系统性改革，其落脚点不再是课业负担治理本身，而在于引导基础教育的育人转向。“双减”改革中出台的30条细则规范了校内题海战术、校外补习培训，传达了对于重分数、重升学的应试教育的批判，也引导了学校和社会对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思。以“双减”落地为起点可以预见未来的基础教育会更加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培养，强化回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这将为创新型人才的早期发展创设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因此，我们说系统性的“双减”，改革关注了基础教育的育人问题，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学段衔接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化解路径。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措施联动问题要求我们系统规划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达成改革举措的关联和内洽。“双减”改革实现了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力量联合，围绕着教育生态优化这一主旨，在战略布局上达成了课程教学改革、招生考试改革、质量评价改革等多项改革的同步推进。当我们在“双减”时代推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时，就可以充分借助“双减”带来的基础教育改革合力，为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发展提供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的整体性环境支持，从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格塑造到专业发展的全过程的管理助力。

（《“双减”：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契机》）

材料二：

“双减”要减掉教育中的商业运作，实质上是强调了教育性质的公益性。教育是公共产品，而非公共的逐利产品。基础教育不是生意，是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让资本肆意横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都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商业资本运作使教育异化，对应试资本化、教育流程化现象的重棒出击，表明要以最快速度、最严措施将教育从军备竞赛的圈套中拉出，减少应试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使商业逻辑回归教育逻辑。也只有对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坚守，学生成长不再依靠家长的钱袋子，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才能够实现。

减掉教育中的功利选拔与考核，标志着回归正确、专业的教育观念，弥合教育选拔与教育培育的鸿沟。如何切实开展素质教育，强化体育、美育与劳动教育的保障措施，从“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角度真正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各级教育部门、学校与教师需要理性思考的。教育终究是赋予意义与人生希望的领域，若总以新概念、新方法的“加法”逻辑解决问题，则无法冷静纠错与剖析，回归教育观念的质朴实在。

减掉教育中短时、短视的套路与形式，标志着回归教育途径的长期主义，从追求教育效率转向遵循教育规律。长期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价值观。当我们形成正确、专业的教育观念，确定教育中值得做的事情并坚持实践后，剩下的便是等待时间的回报。理想的教育生态需要从追求短视的效率回归长期的规律。

（《回归理想教育：对减负与教育本质的厘清》）

材料三：

在教育参与主体层面，“双减”为利益相关者指明方向，防范反弹风险引导社会认清教育的公益属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社会既要提供校外活动场所和资源，也要探索社区教育服务，还要宣传科学教育理念，破除“抢跑文化”等功利现象，不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昂然呼吁社会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并利用市场机制有效调节和保障教师待遇。引导家长看清学生真正的发展需求。家长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与者，要认识到知识之外的能力发展才是孩子成长隐性的刚需，“双减”政策正是改变育儿观念的契机。家长要提升自身育人素质和能力，理性规划孩子未来发展方向，不要盲目跟风送孩子去参加校外培训。学校要做提升教育质量的主阵地。如何开发出具有地方和校本特色的课后服务，把孩子从校外培训班“争”回来；如何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课堂教学和丰富的课后服务，是当前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坦言，校外培训机构要从过去的“单纯提分”进行正确转型，走出学科培训，逐渐将学习诊断、针对性服务、志向生成、生涯规划等学生成长发展中突出问题的解决纳入业务范围，是校外培训机构未来的空间与机会。也有学者建议校外培训机构要做“真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回归公益心态，做好教育而非做大生意。“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引导并努力做好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培训机构、社会公众，各方工作。唯有做到合力育人、标本兼治，回归教育本质，“双减”才能真正落地开花。

（《“双减”背后的政策导向与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