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宇宙何处觅知音

①1977年，“旅行者”探测器的升空，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探索太阳系外的宇宙文明的开始。在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主持下，“旅行者”搭载了两张镀金唱片，里头储存了地球想传递给宇宙的星际信息：118张描绘地球文明的照片、近90分钟世界各地的音乐、一部关于进化历史的音频。这两张特殊的“星际唱片”承载了人类探索外星文明、进行星际交流的渴望。

②对有过“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走出闭关锁国、探索世界的想法，也许并不陌生。但令国人更好奇的，或许是这张“星际唱片”里头的“中国元素”。在照片部分，两种“中国形象”受到关注，一是“中国人的晚宴”，一是“中国的长城”，凸显了中国的“日常”和“奇迹”。最后，是重中之重的音乐部分。“星际唱片”收录的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中国古琴曲《流水》，是唱片中单曲片段时长最长的音乐。它与唱片中最后一首音乐——贝多芬《第13弦乐四重奏》的第五乐章“短歌”，代表了地球想让宇宙聆听的人类音乐。古琴是中国五千年音乐历史的象征，而“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暗合了人类摆脱孤独、追求知己的期望。更重要的是，一曲《流水》，如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叹，“面对奔流的江河或者任何自然界的奇观，人们会由衷地敬畏许许多多人类无法了解的奥秘”。

③面对浩瀚无垠的未知宇宙，人类自然会心生“敬畏”，有时难免会萌生对星际探索的犹疑和抗拒。实际上，正如贝多芬《第13弦乐四重奏》所传达出的悲伤与希望共存的复杂感受一样，人类对星际探索尤其是主动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也莫衷一是。其中的反对意见，因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黑暗森林法则”而尽人皆知。而科学界更大的反对声音则来自大名鼎鼎的斯蒂芬·霍金。2010年，在纪录片《与史蒂芬·霍金一起走进宇宙》中，霍金警告，人类与外星智慧生命交流可能“风险太大”。“我们只需审视自己，就会发现智慧生命可能会发展成我们不想遇到的东西”；“我想象他们可能存在于巨大的飞船中……已经耗尽了他们家乡星球上的所有资源。这些先进的外星人可能会成为游牧民族，寻求征服和殖民他们能够到达的任何星球。”霍金表示，星际掠食者的袭击只是寻找地球以外智慧生命的令人沮丧的可能性之一。另一种可能性是，智力本身可能对生命有害。霍金指出，人类通过制造核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将自己置于毁灭的边缘。“如果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智慧外星人，那么他们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也许他们在发现E＝mc3后不久就引爆了自己。如果文明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来进化，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那么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消息。”2018年，在临终前的一部纪录片《斯蒂芬·霍金最钟爱的地方》中，霍金再次强调：“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收到来自这样一颗行星的信号，但我们应该警惕是否作出回应。遇到先进文明就像美国土著遇到哥伦布一样，结果可不太好。发现智慧生命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它迫使我们改变。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想法，开始以更多的同情和谦卑行事。”

④这种对外星人的态度，在科幻电影中展现无遗。1996年，罗兰·艾默里奇执导了电影《独立日》，讲述了科学家和陆战队航空兵上尉史蒂芬希尔合作为人类的命运奋斗，从而阻止外星人入侵，捍卫地球的故事。随后，吕克·贝松执导了电影《第五元素》，塑造了积极反抗邪恶力量并派出“第五元素”来拯救地球的外星善良势力。可见，在地球人心目中，外星人向来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物。正如更高的技术文明并不等于更高的道德文明，所谓“远方的文明朋友”，谁说不会是“门口的野蛮人”？

⑤实际上，外星人不过是地球人的一个镜像。对外星人的这种复杂态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身的暧昧认知。“星际唱片”的制作者们在准备这份“致外星生命的地球档案”时，就有过左右为难：是只向外星人传递地球美好的一面呢，还是把地球野蛮、黑暗的一面也告知外星人？“信念”和“真实”，哪个更重要？最终，“星际唱片”选择了前者。因此，这张“唱片”作为地球人类的“文明宣言”和“道德宣言”，传递的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地球，不如说是一个“信念”的地球。对人类文明来说，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复杂的“真实”，有时候我们又需要一种简单的“信念”。

⑥1985年，“星际唱片”的缔造者卡尔·萨根出版了科幻小说《接触》。小说描写人类第一次电视实况转播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希特勒在开幕式上演讲，电波信号传到了外星人那里。小说虚构了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展开的一段关于人类命运的对话：

人类：如果纳粹统治了地球，又发展出星际飞行的技术，外星人会介入吗？

外星人：不会。任何侵略性的文明，最终都会走向自我毁灭，这是它们的天性，无法避免的。我们会任其自生自灭。

人类：你们了解到的第一个人类可是希特勒啊！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接触人类？

外星人：这当然是个警告。我们看得出你们有大麻烦了，然而你们的音乐传达出了别的东西。拿贝多芬的曲子来说，它让人觉得希望尚存。

——摘编自2023年12月5日《北京日报》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象，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例如端午节，它既有划龙舟、吃粽子等活动，又有饮雄黄酒、插艾蒿、挂蒲剑、贴钟馗图，小孩带香囊和穿老虎腰肚，以及出嫁了的女儿回娘家、邻居互送节物等活动。至于那一年之首的春节，活动事项就更加繁多了。宋人陈元靓编纂的《岁时广记》，“元旦”这部分的资料（包括活动和故事），就占了三卷。18世纪中叶文人学者所写作的新年民俗诗集《武林新年杂咏》里，关于艺术、技艺一类事项的题目就有四十多个。这些表明民间的许多节日，是包括着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在内的。从社会文化的门类说，它包括着经济、宗教、伦理、艺术、技艺等活动。它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

由于上述这种特点，民间文化的功能必然也是多方面的，关于人际的团结，社会规范的保持，技能的表现，医药的运用，以及对各种心理的慰藉……总之，民间节日，在过去，尽着各种社会的功能，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以旧文化、旧生活模式一笔抹煞它。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许多社会礼制和观念都起着新的变化。我们的风俗、习尚（包括节日）也不能安于旧态。解放后，我们已经采用了一些新节日，如青年节、劳动节、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还有些地方把重九改为老人节）。但同时有些传统节日仍在普遍或局部沿用，如春节、清明、中秋节等。不过由于现实生活有较大的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能不作相应的修改，如传统新年改为春节，并加入新的内容（慰问军烈属等）；清明节主要作为纪念革命烈士的节日等，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有长远历史的古老节日，在新社会中就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我以为，传统节日行事中，还有些是颇有意义或情趣的，像上文所提到的晒衣物、掸尘等，符合于新学理和新社会的要求，此外，如清明踏青、踢毯子，重阳登高（南方并放纸鸯），甚至如七夕的女儿月下穿针、中秋的玩兔儿爷等，虽没有显著的社会或科学意义，但作为民族的传统生活情趣，以某种适当形式给以保留，也是可以考虑的吧？

（选自钟敬文《节日与文化》）

材料二：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已逐渐被工业社会、互联网社会所替代，科学话语的介入不断地冲击着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传统节日创立和存活的原生态水土逐渐式微。用网络流行话语来说，几乎所有的节日都被过成了情人节和购物节。这句调侃隐喻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在当下步履维艰的原因——节日的同质化倾向严重。

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政府、社会资本、学者、媒体等在不同的目的导向下，积极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重塑民族文化自信。为了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力，“地方性”与“去地方性”的结合成为了当下地方社会复兴传统节日的最主要手段。比如在九华立春祭中，“地方性”指以向春神敬献花篮、诵祭文、唱祭谣、鞭春牛等为核心的传统祭祀仪式；“去地方性”则指以卡通角色扮演、春神冒险游戏、年糕制作体验等娱乐性、消费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市集。

并不是只有传统的、原始的仪式才能建构起我们对于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活态传播和继承往往能更好地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和生活需要。

首先，节日仪式的传承应遵从活态性。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节日，是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物和传承物。它是由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完善和变更的。”当节日发生的社会语境发生了转变，其功能也应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机理和民众诉求。春节作为目前生命力较强的传统节日之一，其节日习俗的传承与创新给予了我们复兴传统节日的启发和经验。自古以来，春节仪式的内容变化并不大，但形式却日新月异。当下，微信红包代替了纸质红包，群发祝福代替了走亲拜年……有人质疑这是削弱传统仪式感的行为和现象，但这又正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原有仪式的传承和发展。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原有的仪式不具备与时俱进、自我更新的功能，被淘汰、消亡也是正常的。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节日仪式的“本真性”“原生态”，不顾及当代社会的语境，传统节日就无法嵌入当代民众的生活。

第二，节日仪式的展演应重视公共性。一方面，节日文化通常是一个民族生活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仪式表达了地域民众共同的信仰，具有创造民族集体感、社群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的作用和功能。另一方面，公共性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传统节日通过法定节假日的形式被正统化。

（选自吴薇《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与生命力》）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毫无疑问，公众苦网暴久矣。近年来，网暴引发的悲剧不少，有的是个人、自媒体账号或组织为了流量等利益刻意为之，有的是人们在不以为意状态下攻击他人形成的规模效应，还有的是“法不责众”心理驱使下的跟风讨伐、地域黑、群体黑等。

每一起网暴事件，看起来似乎都是“新闻上的故事”，但它其实离我们很近，不少人甚至也曾在有意或无意中充当了导致“雪崩”发生的“一片片雪花”。

治理网暴，现在已有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也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条例》等行政法规。这些规定和要求的重点大多是在末端治理，即网暴发生后如何规制和救济。而在现实中，追责的难度依然较大，比如定性难——侮辱、诽谤的认定标准，受害与网暴的关联性，精神伤害程度认定，等等。

在此背景下，此番国家网信办的征求意见稿主要聚焦平台方的作为、责任和义务，更加强调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这也意味着，源头治理+过程治理+末端治理，形成了更完整的治理链条，织密了治理之网，其效果值得期待。

网暴发生在网络空间，网络平台是技术和服务的提供方，离网暴最近，有技术能力去对网暴进行监测预警、发现识别和及时处置，这也是平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近年来，有关平台也为此做了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跟帖留言显示用户IP地址所在省、评论框设置友善发言提示、为遭受网暴的受害者提供便捷求助渠道，等等。要有效遏制网暴，平台还应在技术响应上多一些探索。比如，一些直播平台对诸如“斗狠PK”、引导用户低俗互动、组织煽动粉丝互撕谩骂、拉踩攻击等涉嫌违法违规的主播或内容进行断播、封号，采用的技术多为“机审+人工巡检”，即通过“热度阈值”“以图比图”“声纹识别转文字”等，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介入处置。在治理网暴上，此类技术也应该派上用场。上述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区分舆论监督和善意批评，增强识别准确性；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及时发现、预警网络暴力风险等，这对平台提出了现实又迫切的要求。

（摘编自吴迪《治理网络暴力需要更多技术响应》）

材料二：

为切实加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力度，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国家网信办起草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近日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网络信息服务者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

如今，网络暴力已成为网络生态环境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并非单纯将社会中的传统/暴力形式迁移至网络空间，而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而不断迭代升级，具有诽谤性、诬蔑性、煽动性、侵犯名誉和损害权益等特点，呈现出参与主体众多、传播链条复杂、扩散速度迅速、社会危害性大等特征。

网络暴力之所以屡屡发生，背后成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平台缺乏有效管控是重要因素。在利益驱动下，某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热度，对不良信息予以默认纵容甚至推波助澜。因此，治理网络暴力，强化平台责任无疑是重要环节。无论是有关部门启动的“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要求网站平台认真抓好集中整治，还是《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建立网暴预警、保护、防扩散等治理机制，都说明网站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其实，平台在网络暴力的治理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其一，平台作为信息中介的角色，对于形成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具有更强的动态感知力和预测力；其二，平台能够更为直接地对接网络暴力被害人，并于第一时间对网暴被害人诉求作出回应；其三，平台作为信息传输中枢，能够相对快速地追踪信息源头与流向，从而及时对传播中的涉网络暴力信息采取引流、拦截、清除等处置措施；其四，作为涉案数据的控制者或占有者，平台能够更为有效地与网络暴力治理的其他主体相对接，同时留存相关证据以备执法或司法之用。

平台只有切实履行好责任，才能把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实践中，一些平台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履行网络暴力治理责任，如对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采取禁言、屏蔽或关闭处理；建立智能过滤、一键防护等网络暴力被害人保护机制，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保护等。但也有一些平台存在履职尽责不到位、制度机制不完善、管理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如对于不同形式网络暴力信息的拦截和处置能力存在差异、防护功能开启复杂程度不一、举报举证途径不畅通且响应迟缓等。

此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围绕监测预警、信息处置和保护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明确平台的网络暴力治理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在监测预警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案例样本库、预警模型，并针对重点账号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从而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治早治小。在信息处置方面，进一步明确不同情形下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的具体处置措施，使得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处置违法违规信息时能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提升其治理行为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在保护机制方面，对此前一些平台探索的一键防护、私信阻断等做法予以确认，有助于统一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治理实践，提升整体信息治理效能。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使其治理义务形成完整闭环。

（摘编自裴炜《遏制网暴，平台要有更大作为》）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具有独特优势。“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治未病”理念，是中医药应对重大疫情的有力武器。

“中医药学是融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整体医学。遇到重大疫病事件时，能从中医学中寻找解决办法。”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说，近年来，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频发，中医药在治疗SARS、甲型H1N1等疾病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全面、深度参与中国疫情防控救治，应用中医药及中西药结合防控救治效果显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介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实现早期干预、全程使用、全面覆盖，形成“有团队、有机制、有措施、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医疗模式。中医药在“防、治、康”各个阶段一体化参加抗疫并取得成绩，“场场不落”。2022年以来，多地发生聚集性疫情，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本人自愿情况下，大部分都接受了中医药治疗并取得了较好疗效。

与此同时，中国及时、主动向世界分享中医药防疫经验、诊疗方案和药品，积极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医药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医药诊疗方案，向10多个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医药产品，选派中医专家赴29个国家和地区帮助指导抗疫。

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抗击疫情的效果组织专家评估会，提出中医药可缩短病毒清除时间、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尽早使用中医药可改善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预后。张伯礼表示，这是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

“疫情对中医药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发展契机，我们要乘势而上，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在张伯礼看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不仅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亮点，也为今后提供了好的模式。此外，专家们总结新冠肺炎病例的特点，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快速筛选包括“三药三方”在内的一批方药，供给临床使用，使中医药对疫病理论的认识有所提升。

（摘编自王美华《提质增效，中医药发展驶入快车道》）

材料二：

文化自信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向心力和实现中国梦的原动力。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有利于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几千年的中医理论与实践，不断汲取历代中华文化精华，有效地与人的生命、健康、疾病防治规律相结合，形成了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合的系统整体的医学知识体系，升华并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展现出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特色。

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几千年的防病治病实践中使中华优秀文化得到有效的弘扬与传播。如“仁者寿”的道德健康理念、“医乃仁术”的医德观、“大医精诚”的职业追求、动态平衡的健康维护、“治未病”的早期干预理念、扶正祛邪治疗法则等，不仅得到医生和患者的接受，而且对其他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而西学东进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使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受到严重创伤。中医药学以包容的胸怀，通过中西汇通、中西医结合吸取西医学先进理念，不但没有被淹没，而且其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源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系统观察与临床经验总结升华形成的中医药学，对人的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认知理论独树一帜，有效地指导着人们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如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几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黄连素（小檗碱）治疗代谢性疾病的确切疗效等。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病、病毒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肿瘤与突发性疾病中的作用与丰富的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等，彰显中医药知识原创优势。不仅如此，“天人相应”的生态观，“形神统一”的动态生命观，以人为本的个体化诊疗模式，整体调节的理念与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等疗效确切、优势凸显，在防病治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宝库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文化知识与经济社会资源，凝聚着丰富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用中医药这把钥匙打开中华文明宝库，必须要坚持中医药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与学术自信，在维护民众健康、防病治病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走向世界，在服务人类健康中，使中华优秀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形成文化认同与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摘编自曹洪欣《发展中医药需坚持文化自信》）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由于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互动性、感染性、隐蔽性等特点，一旦各类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形成舆论波，舆论引导工作便面临信息传播迅速难掌握、意见分散难平衡、圈层传播难渗透、情绪共鸣难疏导、社会共识难获得等难题。

尤其当涉及到敏感身份符号（如官员、富人）和情景标签（如腐败、殴打、狂妄）时，社会情绪极易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放大、聚焦和变异，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一个偶然突发事件就可能成为导火索，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此时，公众的参与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社会情绪，参与者在乎的并非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是身份归属与情感共鸣，呈现出“非直接利益”特征。比较常用的手段为：网络曝光、谣言中伤、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等。如果引导措施得当，公众情绪将有效平缓，事件逐渐平息；如果措施不当，则将引发次生舆情，导致事态升级。

由此，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出了舆论引导改进“药方”。邵全红指出，重大舆情事件的舆论引导理念要坚持事实引导与价值引导并重，事实层面的引导就是告诉民众全面、真实、准确的事实；价值层面的引导实质上是心理的引导，即引导民众客观、公正、辩证地看待某一事件。张志安等人视情感传播为未来新趋势，即新闻发布不仅需要提供准确的事实，根据事件动态发展更新调查获知的信息，还要懂得从把握公众情绪结构、社会风险感知的角度去考虑新闻发布的信息提炼，实现情感调适和价值表达。他解释道：“在突发事件中，公众的焦虑与恐慌情绪会在互联网空间迅速蔓延，此时的舆论引导首先应及时回应公众的情感诉求，注重人文关怀。”

（摘编自郭小安《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

材料二：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是社会的外在保护层。舆论引导，是用舆论影响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的意向，指导人们的行为。正确的舆论引导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稳定民心、团结民意、凝聚民力，推进社会矛盾的妥善解决，对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从2020年1月26日至3月24日《人民日报》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评论员文章和评论员观察，以2月11日为界，分为疫情防控期和复工复产期两个时段，在分析比较前后两个时段评论内容的基础上，得出疫情期间《人民日报》舆论引导呈现出“在理性权威中诉诸感性表达”的特征。

根据统计分析，疫情防控期，诉诸感性类评论占比高于理性权威类；进入复工复产期后，诉诸感性类评论占比明显下降，恢复了往日以理性权威为主的舆论引导模式。

疫情防控期，《人民日报》推出了“做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系列评论员观察，从提振信心、团结力量、强调科学、聚焦群体等角度切入，既有“汇聚疫情防控强大合力”“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等理性权威类陈词，也有“信心”“同舟共济”“初心”等情感化表述。整体从理性和感性两个角度解读了战“疫”必胜的信心与决心，借生活化的话语表达解读相关政策、传达讲话精神，帮助群众更好地理解了“党和政府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要如何做”，对于稳定疫情初期社会恐慌情绪发挥了强大的主心骨作用。进入复工复产期，《人民日报》又接连刊发了“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细抓实”和“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两个系列评论员观察，分别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视角出发，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疫情发展不同阶段党的工作部署，起到了明显的“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的效果。

从统计结果来看，疫情防控期转载量top5的评论文章里有4篇重视情感表达，高频情感词汇主要有“团结”“坚决”“力量”“生命”等，说明这一时期感性词汇高频出现的评论公众认可度较理性类评论更胜一筹。另外，复工复产期的评论虽逐步恢复往日理性权威为主的评论风格，但转载量top5的评论里仍有3篇内容呈现明显诉诸情感话语的特征，高频情感词汇主要有“努力”“生命”“力量”“积极”等，说明这一时期诉诸情感表达较之纯理性引导更能激发社会共情。

总体而言，一系列评论员观察凸显了系列化新闻言论写作中感性与理性交织的独特魅力。从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角度切入，以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方式评述，力求提升社会感性认识，引发情感共鸣；同时借助政策解读，从理论高度加深群众理性认知，让群众在共情与共鸣中坚定信心、抱以决心，感受真情、理解真知，为全社会投入疫情防控，助力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作出了明确指引。

（摘编自刘明洋《在理性权威中诉诸感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