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职场人士学习新职业的原因调查

材料二：

新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许多因素发生改变、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大众对更加细分、多元的职业和岗位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这为新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新的就业岗位，在过去或许会被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但如今被更多人接受，成为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因子。

如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传统行业和就业岗位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网约配送员、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拥有怎样的学历学识，只要吃苦耐劳、发挥专长，就能找到谋生的手段和个人发展的方向。大山深处的人们通过网络直播卖货，将地方特产销往全国；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勤勤恳恳、用心服务，往往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如今，众多从业者积极投身新职业，反映出人们择业观的重大转变。很多年轻人不再拘泥于所谓“铁饭碗”，不再人为地将行业分为三六九等，而是认定只要自己付出辛劳，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得到社会认可，实现人生价值。这种打破束缚的就业理念和价值追求，给年轻人提供了无限可能。

（摘编自黄福特《在新职业舞台上放飞梦想》，有删改）

材料三：

如今的年轻人在择业问题上更倾向于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钟情于新型职业，让青春更加闪亮。

新型职业代表全新或更高级的消费需求，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好的发展前景。同时，新型职业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因此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一项调查显示，在2000名青年受访者中，96.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有机会，愿意去从事新型职业；62.5%的受访者认为新型职业能激励劳动者从更多角度提升个人价值。

写字楼白领、健身房教练、电台主播、自由撰稿人……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身份，在当下的年轻人身上却可能随机组合，这种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被称作“斜杠青年”。“斜杠生活”不仅满足了年轻人寻求新鲜和刺激的心理，而且还为其带来经济上的收入。“斜杠青年”的出现，主要得益于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身兼数职，需要协调不同的工作时间，而新技术的应用为远程办公提供了支持，工作的时空限制被打破，很多青年可以在业余时间完成第二、第三职业的工作。

（摘编自向秋《新型职业让青春更加闪亮》，有删改）

材料四：

面对新职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国家扶持政策十分给力。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带动新型消费的措施，要求“促进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强化灵活就业劳动保障”；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中指出，要从推动新职业发布和应用、开展针对性培训、优化人力资源服务、维护劳动保障权益、加大对困难灵活就业人员帮扶力度等方面，加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持续增强对新职业的规范引导、政策帮扶，理清思路、理顺机制，才能切实解决从业者的后顾之忧，为新职业群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面向“十四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会催生越来越多新职业。在这个过程中，新职业背后的新业态、新动能，会进一步打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特别是随着深挖内需潜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一个又一个新职业将实现从无到有的生长、从有到好的蝶变，为奋斗者标注美好生活的方向，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摘编自李洪兴《为新职业群体提供更广阔舞台》，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竞速时代更需要“慢生活”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木心《从前慢》

①今天，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城市成为一座座“魔都”，在工业化的高速流水线上，“竞速”成为现代人生活的追求和方向。现代人像旋转的齿轮一样沉沦于各种“竞速”中，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从前慢》可视作一个现代性的寓言，一种对现代社会“加速”特征隐现的预见。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折射出竞速时代现代人的生存镜像、情感呼吁和审美救赎诉求。

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进入竞速时代，空前凸显的速度体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社会中真诚而持久的情感关系。现代人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跨时空交流，但这种虚拟空间建立起来的“亲密感”却并不能使现代人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心理距离的增大逐渐成为其新的生存困境。现代人征服了越来越大的时空距离，但仍然感觉时间不够用，并发出“时间去哪儿了”的感叹。竞速时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由于速度而被不断拆解和重构，现代人感受着一种不断加速的时间体验，同时也衍生出许多社会文化问题。《从前慢》实则强化了人们对于“慢速审美”主题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竞速时代现代人生存镜像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视角。

③加速已成为生活的核心逻辑，不仅从物质层面，也从情感体验层面改变了现代人的生存模式，不断重塑现代人的时空体验和感知经验。虽然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加自由，但似乎越来越感觉到日常经验的匮乏，越来越感觉难以跟上社会的快节奏发展。竞速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时空观念遭遇消解和颠覆，更以失去真实性体验为代价。

④由此，现代生活充满各种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现代人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烈。“网购”现象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模式，“网购”极大地提高了消费速度，直播带货、拼单团购，以“秒杀”呈现惊人的购买速度。但需要反思的是，在购买速度背后，个体实际上获得的只是“虚假”的愉悦感，而展现出普遍的焦虑。鲍曼认为，购物者的欲望是出于一种自由“获得身份”的幻觉和表现“内在自我”的期望，一旦购买激情消退，失落、空洞和“断舍离”的焦虑情绪必然蔓延，“网购”反映的是速度对现代人购买欲望的宰制。

⑤同时，直面的亲密关系逐渐被虚拟网络关系所取代，个体之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共鸣，反而滋生彼此间更远的心理距离。“屏社交”“气球式社交”等又成为“低头族”的普遍交往模式：开始很兴奋，一旦彼此离开，热情就会戛然而止。现代人需要通过交际来充实孤独的内心，但过于频繁的交往又会让现代人感到疲惫和神经紧张，进而逐渐陷入一种越社交越孤独的怪圈。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加速时代，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耗尽的倒计时之中，现代性从时间感知维度上建构了情感现代性。但当理性走向极端而带来的是非理性，也即普遍的情感焦虑。

⑥对速度的追求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被速度控制，出现速度崇拜、速度异化，这也让我们更为怀念从前的慢生活，怀念传统社会的悠悠时光。因此，在看到速度成为现代性本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其背后的审美文化问题，反思竞速下的现代性生存。我们需要通过“慢审美”及对“慢生活”的追忆与建构来实现“远托邦”的审美救赎，这也是“慢记忆”“慢生活”审美理念的救赎意义所在。

⑦“慢生活”理念是对现代性时间观的一种反思，“慢生活”并非逃避生活，而是通过远离加速生活和撤回内心来实现自我保护。齐美尔认为，现代人要获得审美救赎，应当远离物质世界，依据个体的内心来体验和解释世界，这与“慢生活”的审美理念不谋而合。“慢生活”理念通过减速而与加速的外在生活保持距离，强调关注内心体验，正是对主体精神和情感的当下性关注。现代人对慢食、慢走和慢旅行等生活模式的倡导，也是希望实现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平衡。在“慢生活”审美体验中，个体从外部物理时间中抽离，更亲近和关注当下，实现对竞速生存的审美救赎。

⑧中国对慢速审美的提倡古已有之，传统文化提倡“欲速则不达”，太极、书法、棋艺、茶道、园林等传统文化审美形式，都提倡在快与慢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保持适当的生活节奏和张力。“慢城运动”提倡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呼吁放缓城市节奏，关注城市美化、城市绿化和城市传统工艺的传承。“慢旅游”看似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实际是对加速社会关系的远离，是一种去社会化、去利益化和去异化的表现。又如《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慢综艺”也体现了现代人对慢生活的诗意渴望。这些都是在“加速”中进一步反思，期望建构慢审美的诗意空间。

⑨总之，“慢记忆”和“慢生活”的审美隐喻意义应当被重读和重视。昆德拉对于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令人出神的速度”，发出“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的追问；朱光潜在论及人生艺术化时感叹：“慢慢走，欣赏啊！”的确，慢速生活是对个体生命审美意义的重新审视和发现。竞速时代的个体生存情境，需要寻求和建构走向慢速美学或慢速审美现代性的诗意生存路径。

（选自《探索与争鸣》有删改，2022.7）

材料二：

乡土社会速率很慢的在变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道理使社会变迁在吸收社会继替之中，让社会安定祥和。在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

费孝通《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土地在20世纪中国生活和文化中的特殊位置，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民身上。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表现得并不单纯，它不只是怀恋，而是伴随着逃离甚至厌弃的复杂感情。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情感始终是恋土。即使是在30年代，“丰收成灾”迫使农民逃离乡土，也未曾泯灭他们内心深处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90年代，离土成为一个农民生活中客观的现实，恋土意识依然深藏在许多农民的心中。另一方面，新文学对乡村的种种书写，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也是作家们传达得最传神的部分，无疑就是农民的恋土感情。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既是农民的现实需要，也渗透到他们的灵魂中，成为农民文化精神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李健吾的话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对于中国人，土地是他们的保姆、看护和送终的道姑。”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二：

在写作形式上，赵树理始终坚持“为农民而写”，以农民的审美习惯为第一原则。他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尽管他的创作在进入新文学之后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他的小说观念是乡村文化式的，与现代文学理念存在着大的差异：“凡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他的叙述语言与所叙述的生活对象达到了完全合一，不但使叙述对象——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而且也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孙犁小说的语言尽管也是清浅的白话，但绝不是赵树理式的民间口语化的白话，而是趋于简洁、雅致的文人白话。在《嘱咐》一文中，他这么写道：“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他的小说，处处可见文字的优美，感受到作者充满爱的心灵。

当1949年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赵树理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相背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痛而失落的：“受学校教育的学生（从中学起就是）已经把自己的文章练习得脱离了‘语言’，……在艺术生活方面，他们也只习惯于歌曲、朗诵诗，而对民间传统则无所继承。……总之，老的真正的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掌握了文化的学生所学来的那点脱离老一代群众的东西，又不足以补充其缺。”这其中蕴涵的正是赵树理对农民文化和农民文学深切的热爱和坚持精神。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三：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我所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论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与文学却很是隔膜了，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这样的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年的急剧萎缩，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日渐稀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和情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那块广袤的土地、与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摘编自段崇轩《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5 .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玩梗"仅仅是一种年轻人的语言游戏吗？

南帆

①什么是“梗”？这是一个什么“梗”?两种询问方式立即显示出询问者语言身份的差异。一种询问来自网络语言外部，询问者不得其门而入，网络领域的奇特方言如同令人困惑的屏障；另一种询问发生于网络语言内部，询问者已经熟悉“梗”制造的表意方式。

②所谓“梗”，可能是一个巧妙回复、谐音混搭、角色形象等。比如夏洛特烦恼是一个“梗”；考试不理想时，一首凉凉送给自己是一个“梗”;《灌篮高手》之中“教练我想打篮球是一个‘梗’”;“萧敬腾去沙漠下雨”也是一个“梗”……

③许多时候，网络语言成为划分一个文化部落的标记。网络空间的流行语如同一套特殊的服饰，网络语言共同体热衷于维护某种独特的风格。某些场合，一个擅长穿插网络用语的人，有助于塑造自己的“接地气”或者“亲民”形象，必须及时向这个庞大的文化部落示好。因此，“梗”是众多叙述之间形成的笑点与包袱。这些桥段或者话语在网络空间的持续传递之中伴随强烈的喜剧效果，笑的声音滚雪球一般地扩大。

④“梗”的另一个特征即是被频繁引用。这很快令人想到一个熟悉的概念：典故。相对固定的含义与后续表述的反复征引，“梗”在很大程度上近似“典故”之义。赋诗行文，引经据典——引用传统典籍之中的人物、故事，唤起相近的联想、既定的气氛或者佐证某种观念，典故充当了古今作者交换思想的语言中转站。《文心雕龙》所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典故的引用是诗文常见的修辞策略，络绎不绝的典故显示出作者的渊博与活跃的视野，不同文本之间的典故穿插形成特殊的“互文”关系。典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而重新将相距遥远的文本联结在一起。

⑤“梗”的内容、风格与典故还是存在重大差异。从经典、字典、典籍、典礼，到典范、典雅、典藏、典型，“典”往往包含普遍肯定的法则、标准。因此，典故不仅指传统典籍之中的人物、故事，而且，相当多的典故提供了众所周知的正面榜样与价值观念，或者包含一个失败的案例以及沉痛的教训。换言之，并非过往的人物、故事均有资格充当典故，广泛流传的典故构成了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引经据典不仅显现为文采斐然，也不仅构筑一个彼此激荡的“互文”网络，而是隐含了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刻对话。

⑥相对地说，“梗”无法承担这种对话。“梗”可以提供一种谈资，一种助兴的点缀，一种言简意赅、画龙点睛的修辞效果。绝大多数“梗”无法尾随经典纳入文化传统，典故则成为文化观念的传承或者启迪。相对于“梗”的嬉皮笑脸，典故则更显得一本正经。比如一个主播的口头禅“芜湖，起飞”，或者来自表情包的“小丑竟是我自己”等，很难想象这些“梗”可能世代相传，演变为严肃的典故。而另一方面，诸如“刻舟求剑”“投鼠忌器”这些典故就似乎缺乏“梗”所具有的玩笑气息，因此，许多“梗”不可能获得典故的待遇，正如更多的典故不可能行使“梗”的功能。尽管没有正式的规定，但目前多数人仍然觉得悲剧乃至正剧的桥段均不宜成为“梗”。

⑦典故与“梗”均源于读者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甚至充满偶然。但是，典故与“梗”的孵化语境远为不同。典故来自传统典籍某些内容的反复引用，引用者多为饱学之士。引用不仅证明某些思想观念赢得的普遍认可，同时表现出引用者拥有广博的学识。古代的某些饱学之士甚至有意炫耀自己的学识，号称赋诗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人曾经将过多的典故铺陈比拟为“祭獭”。总之，典故如同一个个扣子钉在众多文本连缀而成的文化谱系之中。相对而言，“梗”带有明显的日常口语风格，大众的语言狂欢成为“造梗”的基本动力，笑声是孵化“梗”的必要添加剂。眉飞色舞的复述，别出心裁的误读，无事生非的重点阐释，夸张的自嘲或者装傻、卖萌，这些策略广泛掺杂于后续的引用之中，有助于“梗”的集聚与成熟。

⑧许多时候，“梗”的形成恰恰是狡黠地利用了典故，某些人“造梗”的目的是提高点击率，获取更多的流量，另一些人“造梗”的目的是带动某种商标，一个著名的“梗”肯定有助于商标的广泛传播。多数年轻人仅仅追求乐趣，他们将大量剩余精力投放于这种语言游戏，“评论梗”“弹幕梗”“身高梗”“撞脸梗”层出不穷。其实，许多“梗”仿佛远非那么有趣，只是一个小小的语言转折而已。

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正视以“梗”为代表的网络文化的广泛影响力？对于年轻人而言，“梗”更是一种新型表意方式与网络空间的全部文化景观连为一体。上一代人的批评和贬损很难收效，他们似乎与来自网络空间的年轻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时区，彼此之间的兴趣、价值判断乃至表述和笑点相距甚远，来自网络空间的语言狂欢节犹如意义不明的喧哗。

⑩稍稍意外的是，来自网络的各种文化愈来愈强盛，似乎也在谋求一种“正典”的形式，并且力图验明正身，步入学术殿堂，赢得一席显赫的位置。一旦时机成熟，亚文化也将迅速放弃无厘头风格，转而遵循学院设置的学科模式，网络流传的“梗百科”显然承袭了辞典的编纂。学术界已经察觉这个迹象，许多学院正在将网络文化纳入正式课程，并且积极发表学术论文。

（选自《探索与争鸣》2021.9，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长安三万里》不仅是一部电影，也不仅是一堂文学史课，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型例证。

近三个小时的故事，将“诗仙”李白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及年长后的壮志难酬展现得淋漓尽致，杜甫、王维、王昌龄、岑参等一众文人墨客在乱世里的辛酸无奈也得以客观真实地展现。李白的自由不羁、洒脱恣意是真，但嗜酒如命、幼稚糊涂也是真；高适的沉稳谨慎、脚踏实地是真，但严肃冷峻、执拗固执也是真。高适虽年少资质平庸，但他始终未曾放弃，直到晚年终于开始在仕途上展现自己的风采。正是因为影片塑造这些中国传统经典人物形象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从而打破了传统英雄“脸谱化”的书写方式。因此，观众看到的高适，更像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从年轻时的踌躇满志到中年时的失落愤懑，以及对于朋友李白时而尊敬仰望、时而恨其不争的复杂情绪，十分真实。或许这些“成长型”英雄并不完美，但他们身上依然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品质与精神，他们将青春与激情融入对理想的表达中，构筑起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除了人物的塑造之外，《长安三万里》值得一看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精良的画面效果。无论是李白月下醉酒舞剑的身影，还是他写出《将进酒》时，乘着仙鹤扶摇直上所看到的如梦似幻的景象，这些曾经在课本上出现的颇具浪漫色彩的瑰丽想象被直观地呈现于荧幕之上，激荡得观众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影片致力于呈现大唐气象万千的风貌，让观众们多角度、沉浸式地同时体验到大唐的壮美盛景和鲜活细节。三维动画是影片的主要呈现形式，将人物和场景刻画得更加立体、生动、鲜活；在此基础上，电影还别具匠心地将二维水墨场景穿插全片，在恢弘盛景之间，更能体现中华传统美学轻柔写意又不失色彩的韵味。多种形式结合，将一个个细节拼合成大唐的全景长卷，时代磅礴史诗感扑面而来。传统文化链接上新技术、新创意后，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得新国漫相比于《葫芦兄弟》等早期动画电影而言，在艺术“意象”的创造上拥有更大空间。

一直以来，新国漫电影在艺术“意象”上不断追求新的突破，这部历史细节考究的《长安三万里》将唐诗的诗意与视觉美学完美结合，将古诗词的浪漫情怀，用光影声画的方式展现到了极致。从水清若空的江夏到大道连狭斜的长安，从笙歌迭奏的扬州到白日黄云的西塞，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历史文字，刻印在历史里的诗情画意，以动漫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不仅给人以绝美的视觉冲击，而且让人内心漾起层层涟漪，仿佛穿越到大唐年代。

新国漫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近年来发展势头猛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中国新国漫动画电影正在一步步崛起，《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济公之降龙降世》《俑之城》等影片都受到了观众和业界人员的一致好评。这些影片的成功之处和最动人之处，究其根本，都在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传递出“真善美”的中华美学精神。《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大声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俑之城》里的兵俑蒙远“用脚步丈量勇气的极限”；《济公之降龙降世》里的少年济公李修缘则是“英雄无相，心念所致，做则必成”。而《长安三万里》中的唐代文人群像皆是满怀家国情怀，用诗句抒写、记录大唐长安的兴衰。这些动画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为我们诠释了中华文化中的智慧、仁爱、勇敢、爱国、拼搏等美好品质，它们共同构成内涵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

而《长安三万里》更为出彩的一点是，不仅聚焦人物及其精神品质，而且用诗词歌赋和唐朝盛景将刻在每个国人DNA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彻底唤醒。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共计四十八首唐诗穿插在电影中，结合情节，观众更能直观体会到这些诗词文化的感染力，配以画面的呈现，让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部好的国产动画电影，就是一堂生动的美育大课，一定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内涵丰富的审美意象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精神，带给观众深刻审美体验的同时，能够“化人养心”，使青年一代情感得以净化，心灵得到升华。从这一标准来看，《长安三万里》是用“心”传递中华美学精神的佳作。

著名剧作家、导演赖声川在自己的著作《赖声川的创意学》中谈过，艺术作品是分为三个层次的，即“生活—艺术—哲学”，一个打动人的作品，除了反映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之外，还要给人一种心灵的启迪。学者刘文慧也认为，艺术作品的层次分为艺术语言、艺术形象以及艺术意蕴。其中艺术意蕴是艺术层次的最高境界，是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所独有的特质。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同样也要追求作品的最高艺术层次，除了讲述故事、娱乐大众、承担教化等基本功能之外，还应该致力于主题意蕴、艺术内涵的营造和升华，才能创造出优秀的动画作品，释放出长久的生命力。

《长安三万里》的“出圈”是传统文化拥抱大众的一个缩影，“中国式浪漫”风行背后，可以说是文艺领域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一批深具东方美学的爆款文艺作品已经给我们启发，比如：《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严肃中玩梗，拉近千年文物与年轻观众的心理距离；《上新了·故宫》将建筑艺术与沉睡数百年的传奇文物带到大家面前；西安大唐不夜城互动游戏“盛唐密盒”有梗有趣，寓教于乐；《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技惊全网……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余韵悠长。传统文化并非曲高和寡，只要找到时代化的表达，让观众与中华文明共情，它们同样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节选自《〈长安三万里〉出圈：讲好中国故事最佳案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了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承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社会调查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枢纽环节，也是对社会的基础与本质予以理解的一种方法体系。首先，社会调查是具象化的。社会调查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以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为对象，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其次，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要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再次，社会调查是整合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一般规律，也充斥着碎片化、非预期和非理性现象，社会调查就是要将这些规律和现象都纳入总体性分析框架，做到对事实本身的把握和尊重。最后，社会调查长于共情。在具体场景中所唤起的感性认识，可以使调查者尽可能避免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种从情感上激发的对“人”的体恤之情，可以使事物“活”的一面被充分挖掘出来，由此提炼出的理论便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社会调查的烙印。对“人”的理解、现实的观照、理论的创新，这三者的密切结合贯穿学术传统始终。有学者在民生疾苦中理解社会性质。陈翰笙的经济调查蕴含人文精神，认为只有深刻认识数量众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乡村社会，并据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人的处境中寻找和确立立场。雷洁琼在江西的经历使她始终秉持“用资料说话”的精神，反对“为了社会学而社会学”，主张着重观察社会变迁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用社会调查串联起学科的本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既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也是他后来开展研究的出发点。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小城镇研究的系列成果，探讨了中国式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驻足当下，如何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将社会调查的实践精神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发现社会生活“活”的表达，使“人”得到认识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人民性和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步入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所能做的，恰是通过社会调查，把握根植于我们历史与文化之中、与时代变迁相碰撞所激发出来的体验与思想。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提炼，就能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对外提供世界认识中国的途径，对内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建构本土化与自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摘编自邢婷婷《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

材料二：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

（摘编自廉思《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中国奇谭》由8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故事组成，故事纵览古今、展望未来，从乡土眷恋到科技幻想、从生命母题到人性思考，展现着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哲学，缔造出“奇境入梦，我在其中”的沉浸式体验感。影片涵盖多种美术风格以及制作手法，既有传统的二维、剪纸、偶定格动画，又有CG、三渲二等现代技术，还有将素描与中国水墨韵味相结合的创新尝试，是创作者们对中国美学一次多视角的诠释。

《小妖怪的夏天》从小妖怪的角度，别开生面地反向讲述西游世界中无名小妖的故事，用新世代语境搭配幽默风趣的画风，以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带给观众惊喜。《鹅鹤鸩》改编自古典老怪小说《捣笼书生》，采用第二人称视角强化观众的情绪体验，从中继承的“引而不发”的朦胧情感，也留给观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善学想象空间。

第三部《林林》的灵感源于大兴安岭深处原始森林的三维动画。通过苍莽白雪、清幽河谷、写意森林等“林海雪原”的肃飒意象营造水墨意境，对CG技术运用与传统绘画审美的平衡度把握，贯穿创作始终，故事背后是对成长所经历的阵痛的隐喻与表达。

二维动画《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民俗文化气息浓郁，勾勒出中国乡土变迁图景。剪纸定格动画《小满》展现极致中国风格，记录儿童成长故事，将传统文化的符号意象与工匠精神互为表里，从构思、美术、镜头细节，再到配乐，都体现着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偶片定格动画《玉兔》，脱胎于古代神话故事，上演了未来世界一场月球上的绝地逃生。三渲二动画《小卖部》讲述胡同大爷因为一张神秘奖券，进入了神秘的世界，民俗文化与绮丽的异次元碰撞出赛博朋克的火花。《飞鸟与鱼》以如诗如诉的东方浪漫，探讨爱与生命这一人类永恒的命题。

在创作过程中，制作团队精益求精的匠心打磨，将不同主旨的动画融通古今，监制团队在分镜、编审、宣推等方面与制作团队紧密协作，为内容创作方向与细节处理提供创新视角与叙事建议，结合对互联网表达的丰富经验与理解，在宣推与排播等维度助力作品给观众更美好的呈现。《中国奇谭》无论在生命关怀还是哲学思考，无论在乡愁书写还是童年叙事。都以青春态、年轻化的审美视角，完成了对传统文化重要母题的深层解读，全面展现了中国动画赓续历史而不失创新的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新华财经《<中国奇谭>开年热播，国创动画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二：

《中国奇谭》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是一个很贴合中国式审美的故事。

《小妖怪的夏天》的故事，取材于《西游记》。但它并不拘泥于某一个具体的章节，既因为中国观众对《西游记》实在太熟悉，也因为它的主角根本不是有名有姓的主角。它的主角，就是英文片名说的Nobody（小人物），亦即在故事结尾，不惜豁出性命也要向唐僧师徒四人通风报信的小猪妖。

在浪浪山的妖怪集团里，小猪妖是最底层的角色。为实现集团大王吃唐僧肉的终极目的，被中层领导熊教头使唤得团团转，因为集团大王许诺了：“有功的小妖，可以喝一勺唐僧肉汤。”就在小猪妖努力工作，以求“喝一勺唐僧肉汤”的过程里，观众领略到当代打工人的各种心酸——社会层级越来越严苛，个人努力得不到认可；领导仗着身份瞎指挥，员工提意见就会被穿小鞋；更残酷的是，小猪妖眼里威风凛凛的大王、以及集团最高机密般的陷阱，和他兢兢业业为之努力的奋斗，在孙悟空面前，原米就是弱鸡般的存在。

《小妖怪的夏天》借着一个中国传统故事，勾勒了一个当代打工人的处境。它在故事外形上是，中国传统审美的，但内核却极其现代化。

相较而言，第三集《林林》无论在外形还是内核上，都跳脱在中国式审美之外。尽管它也隐喻着人与人之间无法打破隔阂的无奈这一深刻主题，但是从这个隐喻本身，到它的画风设定，更多是西方式的狼人的设定。人与狼截然对立的划分，以及人与人因为隔阂发生冲突的惨烈，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套路里，都比较少见。

不过一次争议不能说明什么，毕竟后边还有5个故事。比如剪纸动画：《小满》，同样富有中国传统美学特色。

（摘编自后浪电影《3集飙到9.5，这部国产黑马，凭啥霸榜热搜！？》）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们增强国际话语权有信心和底气。话语是一定观念、理论、文化等的表达，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叙事体系包含多个层面，如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叙事技巧、叙事逻辑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精彩的叙事文本，对应着现实中的好故事；二是叙事逻辑，就是故事背后的“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要深刻阐明中国故事蕴含的中国道理。

（摘编自人民网《以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新论）》）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劳模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劳模精神以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形象表征回应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劳模选树也因此集中于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与组织劳动竞赛、完成生产任务紧密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了积极生产、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氛围。如耿长锁、王治俭等农业领域劳模，王进喜、时传祥等工业领域势模，焦裕禄、雷锋等先进模范代表，均以其团结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激励各地区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并最终凝练成具有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特质的劳模精神。

改革开放后，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升，劳动形态日益多元，社会生产亦由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基调下，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知变化直接扩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凡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者都被纳入劳动者范畴。劳模群体也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体育明星等类型的劳模不断涌现。如孔祥瑞、包起帆等生产劳模，袁隆平、吴大观等科技工作者，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王顺友、吴登云等服务业劳模，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还以锐意进取、巧干实干的精神风貌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精神品质，刻画出具有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内涵特质的新时期劳模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劳动内涵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不仅需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还需要创造性劳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大会评选出包括一线工人、企业技术人员、农民工、科教等专业技术人员、科级以下干部等多个群体，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领域，劳模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由“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特定劳模群体凝塑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以精益求精、创新创造为表征的新时代劳模精神，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劳动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入，劳动形态日益多元，劳模精神的具体内涵也在新的历史主题下被赋予相应的时代元素，但其基本内涵与精神所指却始终如一。

（摘编自崔延强、盂亚男《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当代高校劳动教育路径创新》）

材料二：

“5月是结婚旺季，各位小姐姐们一定要在最美的时节做最美丽的新娘……”

4月16日，一场名为“星婚庆星耀眼”的直播在进行，这次“带货”的两位主播均是劳模。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劳模直播已不是新鲜事，镜头中的他们服务贴心、带货可靠，被网友们称为“劳模天团”。

从80年代的“劳模服务”到如今的“劳模带货”，在南京新百，老典型群星璀璨，新劳模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劳模们在平凡岗位上守正笃实、锐意创新。

“劳模天团”的带头人正是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吕雪瑾。

“我能成为劳模，都是向商场里的劳模师傅们学习的。”吕雪瑾笑着传授经验。

南京新百善“出”劳模。1983年，陶佩芬被评为全国劳模。柜台里有300多种小商品，白天忙，她就把商品的价格、品名、产地、用途等抄下来带回家背，业余时间到牙膏厂、肥皂厂和口腔医院向专业人士请教专业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陶佩芬成了洗化用品行家，蒙住眼睛的她随便拿块香皂一闻，就能准确地报出其品牌、产地、价格和特征。

陶佩芬时常将自己的服务秘诀讲述给同事听。在她的传帮带下，大批从业人员懂得了什么是“匠心”。陶佩芬还组织编写《新百劳模服务艺术》手册，帮助青年员工找到通往劳模舞台的“钥匙”。

2018年7月，吕雪瑾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6位一线劳模共同探索新零售时代变化下的创新服务营销方式。经过一年的摸索，逐步探索出“老字号商业信誉+劳模品牌资源+场景化购物体验”的新型服务模式。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劳模都有着自己的使命。

陶佩芬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没人在意服务态度，她自己买东西时遭过“白眼”。当上营业员后，她温暖的笑容、处处为顾客考虑的态度让顾客如沐春风。

迈入新时代，一批年轻劳模脱颖而出，劳模精神也被赋予更多内容，一方面要将专业化做到极致，另一方面还要能把握时代脉搏。

吕雪瑾深知光靠之前的“两把刷子”在当下已行不通。她开始带着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试水“直播带货”。如今，“劳模带货”已发展成“全员直播”，在劳模的垂范作用下，南京新百的每一位营业员都拥有了直播带货的能力。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劳模已经过时了，我不这么认为。”吕雪瑾说。

劳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摘编自苏雁、王菲《南京新百的“劳模天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