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象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文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市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仅仅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这是我喜欢的演艺明星推荐的商品，因此，我一定要把它买到手。

一个人这样想问题，就犯有“诉诸不当权威”的逻辑错误。那位明星或许歌唱得好，或许戏演得好，但他（她）并不是其他方面的专家，假如他（她）所推荐的是药品或营养品，他（她）有足够专深的药理知识或营养学知识吗？答案常常是否定的。

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a】”：

（1）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2）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3）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4）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1）（2）（3）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1）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3）是真的，但（2）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2）是真的，但（3）却是假的。故（2）（3）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

材料一：

①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②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③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①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②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 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③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了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④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同"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⑤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⑥尽管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⑦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摘编自何国盛《“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材料一：

文艺本来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艺表达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表达，而文艺家只有拥有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够将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能够传承文化，将人类文明发扬光大，而且能够参与文化的创造。《诗经》只是一首首诗作？不是，它同时创造了诗经文化。《兰亭集序》只是一篇序言？只是一幅书法作品？不是，它是对生命的发现，对自然的礼赞，对宇宙的敬畏。汉代的石雕是汉代磅礴大气的象征，而元四家的山水则是典型的文人隐逸文化的代表。这些经典都超越了有限的题材与主题，在文化层面创造价值，构建精神。所以，在文艺创作中，不管你从哪儿出发，也不管你将镜头与画笔对着什么，你是否有文化追求将决定你创作的高低。

文化表达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看上去似乎难以达到，其实并不难，因为文化无处不在。对文艺作品来说，它的文化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既是对既有文化的开掘、整理、发现与表现，又是文艺家自己对具体文化的理解与创造。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画面内容并不复杂，题材可以说再简单不过，但是，它却深深地征服了观众，原因就在于它的情感，它的文化的力量。作品通过精湛的油画语言将父亲塑造成了中国父亲的形象、中国农民的形象，它包含着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农业文化和劳动文化。在特定的时代，罗中立将自己对父亲、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理解寄托在作品中，使一幅肖像画超过了人们的接受期待，进入到了深沉厚重的文化氛围之中。这类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无不说明，艺术需要文化，艺术更要表现文化，而对自己所要表现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无疑会使文艺创造具有更大的力量。

文化的文艺表达主要是通过形象的塑造来达到的，文艺作品典型人物一定是具有文化内涵的，甚至是某一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形象的意义是丰富的，这丰富的形象意义常常包含了文化的内涵。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是近期文化自信相当鲜明的作品。剧中人物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冲突与文化冲突。它再现了，上世纪初中国的历史风云，重新叙述了那个时代许多重大的事件，复活了那个时代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影视剧的话语，生动而清晰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文化思潮发生演化的轨迹，晚清启蒙文化的萌芽，域外文化的涌进，传统文化的再生，等等，那是一个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从《新青年》的创刊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不仅仅是历史时序的呈现，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早期文化人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思想探索的凤凰涅槃。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不仅是与《觉醒年代》同题材的作品，还有许多重大历史与现实题材作品，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就在于忽视了文化的存在，没有能够把历史与现实发生的文化上的必然性表现清楚。明白了这些，也就同时明白了《觉醒年代》作为电视剧的艺术创造，从人物角色的塑造、场景的设计、情节的安排直到细节刻画与气氛的渲染，乃至隐喻与象征手法的运用，都无不彰显着文化的光辉。

因此，说到底，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表现文化，文艺的繁荣一定是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自信更是艺术创造的巨大推力。

（摘编自汪政《文化自信与文艺创造》）

材料二：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将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摘编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体育扶贫是指国家通过实施特别体育政策，履行“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法律义务，从而保障贫困地区公民享有现实的体育权达到或接近全国同等水平。

对国家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推进贫困地区体育事业、保障贫困人口享有体育权是各级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地区体育的政策投入水平需相应提高，体育政策在国家扶贫政策体系中的分量需进一步加重。三是实施机制的强制性。实现体育扶贫目标，以问责机制为保障，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对贫困地区人口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权利行使成本的非排他性。体育扶贫不同于个体受益显著的财产性扶贫，贫困人口可以共同享受政策普惠，基本不存在权利收益排斥。二是权利实现效果的互补性。贫困人口的体育权与健康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相互交叉，享有现实体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三是权利主体的参与性。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说到底是个体行为，政府和社会主要提供必要条件，个人须积极参与，别人无法代理。

（摘编自段鸿斌《体育扶贫：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大力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意见》首次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群众体育行为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体育态度及具体的体育活动方式，它是衡量群众体育发展的黄金指标，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抓手之一。实践表明，“群众体育的进行除了少数是自发性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引导和驱动下实现的……目前，非正式体育组织已经在群众体育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正式组织具有的“明确目标、清晰边界、规范秩序、权威层级及追求效率最大化”等特征，非正式体育组织水平较低、目标广泛而不明确，主要靠情感、道德等手段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对正式组织而言，非正式组织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当，积极功效明显。反之则会阻碍或破坏正式组织及所属成员的利益。

（摘编自胡好等《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群众体育中的行为表现及规范研究》）

材料三：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1936年在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的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种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

（摘编自徐贲《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恒定不变的价值，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在弹幕功能发展初期，青少年是其发展与应用的主力军，他们拥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创新能力，能带动新的功能与技术更快走向市场，弹幕在这类群体的推动下能快速郁勃于网络也不足为奇。弹幕作为视频观看中的一种评论功能，它的出现不仅能使用户在视频观看中实时浏览评论和发送评论，根本性的变革在于它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对话工具。参与对话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一对一的模式，而是以所看的视频为原始材料，弹幕为技术工具，形成了以观看视频并打开弹幕的人群为潜在沟通群体的多对多的全新对话空间。与以往社交平台中的沟通不同，弹幕只出现于视频播放中，因此各类秩序规范的约束会相对困难，受众更加倾向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自我表达，他们之间交流也更加顺畅，从而倒逼传播者与创作者不断提高制作水准。

互联网迅速发展，使处于信息社会中的人们，逐渐在技术作用下变成了漂浮于汪洋中的孤岛。人具有社会性，有时需要在互动中找寻自我价值，需要与人沟通来获得满足感。“弹幕”的出现使观看视频这个相对私密的个人活动开始出现互动感。弹幕文本叙事风格大多以轻松搞笑幽默为主。弹幕作为视频中即时评论与互动的文本，体现了用户对主流文化的调侃，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解构，弹幕使用的受众通过戏谑的话语传播，轻松搞笑的吐槽，不断对视频文本进行加工与重组，受众的集体价值与倾向在这样的二次创作中展现。

无论是有强烈现场感的直播互动弹幕，还是情感化的、占满屏幕的视频弹幕，都会给人强烈的仪式参与感，这种“虚拟在场”的情感共鸣，使得参与弹幕发送和浏览的受众都产生了由互动带来的狂欢。与其他社交媒体中的观点表达不同，弹幕的属性更自由与开放，不按照时间顺序机械的排列，更像是广场中随意的发言，同时又借由科技的作用保存于视频的某一个时段，消除了时空中的距离感，拉近了视频观看中互动的受众。同时在弹幕中，没有在公共空间中极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KOL （关键意见领袖）存在引导观点，使得文本更加贴近于受众自身的情感状态，受众在此刻具有身份隐匿的平等感，通过或讽刺或调侃的话语，不断进行文本与情感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受众都得到了情绪的释放，达到了狂欢的作用。

（摘编自白怡雯《从受众视角分析弹幕兴起的原因》）

材料二：

弹幕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有趣的灵魂。在B站重温四大名著，无异于加入了一场集体怀旧。这令我们不难想起席勒的著名论断：“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那么，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对于其追随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时至今日，弹幕的飞翔，也不能摆脱这一噩梦。鉴于弹幕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否则将坠落于语言之海。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圈”，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弹幕语言游戏，是从云端抛来的断断续续的经验碎片,其将四大名著融化降解,转变成一种轻型的、实用的人生法则。一句句俏皮话，将潜意识外化为文字趣味，就这样，弹幕暴露着人们“多快好省”的幽默感。

在热衷弹幕的人看来，弹幕具备野蛮生长的创发力。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缩略语就正是近年常见的网络用语类型，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造成的传播效应，以及凌驾于差异性表达之上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弹幕的趣味不仅是套路化的，也是相对的。区别于规范化的文学读写，它本身就被加冕为“快乐与创造力的福地乐土”。对于“自发性”“自由度”的无限肯定，势必掩盖“自由”背后的体制——弹幕场域的游戏规则与反应方式——正在发挥的主导作用。这一规则并非由游戏者共同制定，而是由“趣味”的治理术生成，其操纵者乃是资本——平台——流量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再叠加超级技术，正在强势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培养固定情境下的消费“习性”,进而重塑他们的文化趣味与生活方式。人们看不见“趣味”的后台，而只是将之视为人性自然，“趣味”的治理术也就顺畅无比了。在最为讽刺的意义上，不断制造继而满足人的欲望，不正是最“人道”的生财之道吗？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热中议热

安黎

天热，就是天在发高烧。以此类推，天下雨，就是天在悲泣；天电闪雷鸣，就是天在发脾气；天阴，就是天心情郁闷。

天热，人就热。但人的热，和天的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天热，是天真的燥热，并把自己的热，释放出来，从而让大地滚烫，让草木发蔫；但人热，并不是人体真的很热，只是人的一种感觉而已。

天热好不好？从人的感受上，肯定是不好的。在酷热里，白天无精打采，夜晚难以安眠，那些令人生厌的蚊子，更是像喝了兴奋剂那般地载歌载舞，时不时就叮咬得人皮肤肿痒。然而，再好的物事都有人憎恶，再坏的物事都有人欢喜:一场大雨，带给这个人的，可能是丰收在望的憧憬，而带给那个人的，则可能是被洪水围困的惆怅。就天热而言，也不乏受益者，其中既有临时的受益者，也有终极的受益者，但归结到底，最终获益的，还是对其无比憎恶的人一一只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天热，西瓜就难以甘甜。西瓜，是靠暴晒才滋生蜜汁的。没有天热，稻谷无法成熟。稻谷，是在阳光的作用下，才聚集起饱满的粒…而西瓜和稻谷，最终皆转化为人的口腹之享。

不要责怪夏热，没有夏热，无以知秋爽；也不要责怪天冷，没有冬寒，无以知春暖。春夏秋冬，皆为大自然的蓄意安排和精心布局，无一多余。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人热，而不是天热。人一旦发高烧，犹如深度醉酒者那样，是很难将其唤醒的。人发烧，绝非吉兆，很有可能预示着灾殃的迫近。皮肤发热，一定是某个部位有炎症；头脑发热，一定会繁衍出丧失理智的疯狂。

人器官之发热，是用不着太过担忧的，也许扛一扛，依靠自身的调节功能，就能退烧。实在不行，吃吃消炎药，打打消炎针，轻易就能恢复常态。唯有头脑发热，最为难以医治，其带来的危害性也最为难以弥补。理智一旦被高烧烧毁，情绪就会如烈火焚燃，从而将人的正其带来的灰烬，使人的判断力瞬间骤降为零。重要的是，那些头脑发热者，从来不认为自己头脑异常，他们拒绝良药，拒绝良言，哪怕别人一句清风般委婉的建议，都会被他们视为挑衅自己权威的闪电，引发一场雷霆暴雨。他们像醉酒者不知己醉那样地昏晕，辨不清方向，亦辨不清气象；看不清路灯，亦看不清路障；无视世界的风云，亦无视人间的状况。

普通人的头脑发热，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或进行一些把陷阱当馅饼的投资，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至多，他给自己或自己的家庭，造成某种损失或伤痛，属于自作自受之类，不会“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但那些公共人物，一旦头脑发热，注定社会的某条系统，或国家的整个中枢神经，都会因他而失调失控。他的感冒，会导致社会的发炎；他的发炎，会引起社会并发症的发作—在这方面，就人类千转百回的发展史而言，惨痛的反面事例俯拾皆是，比如纳粹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和军国主义时期的东瀛帝国等。

天热，是一种自然现象，夏热之后就是秋凉；甚至夏热，也某种程度上应该被赞美:夏日的绚烂，就是由夏热之手绘制的；秋天的瓜果，就是由夏热之力催熟的。然而人热，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疾病，有百害而无一益，需要被警惕，被戒除。

时值互联网时代，话语不再被有话语权的人垄断，每一个个体，皆拥有发声的机会。面对一方小小的荧屏，在键盘上撒欢或者撒野，已成为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人看不见自己，于是就可以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因为只要不涉及违法而免于被追究，于是就可以像泼妇一样地爆粗口，像流氓一样地耍无赖面对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更是情绪化地煽风点火，无理性地上纲上线，热油猛炒，烈火熏，硬是将小题炒大，将凉事炒热，也使好端端的互联网，时而像滚烫的煎油锅，时而像无人打扫的厕所，或烟雾缭绕，或满地污秽。

要防止社会因发热而偏离正常轨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必要管控好自己的脑子，以避免其发热昏胀。

（选自《美文》，2020年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