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追光动画出品的《长安三万里》在2023年暑期大火，引发中国观众全年龄段的观影热潮。专家和坊间的评论都指向了作品的中国特质。

《长安三万里》选取了唐朝作为故事背景，但是突破了“唐”作为一个王朝的政治属性，将重心放到空间上，以多样但关联的地理空间来呈现更宏阔的“中国”这个国家属性。

“长安”是一个地理空间，属于当时中国的中心；而“三万里”显然是一个虚指，是被长安影响下的中国。影片一开始，就是老年高适所在的一个人迹罕至的“边陲”的视觉意象，边陲战事直接关系长安的安危，需要通过边疆战争，吸引吐蕃军力来解长安之困。这一场戏中，反复出现的长安一带的地图以及持节监军的到来，无不体现着空间的关联。影片中有很多这样暗处着墨的细节，比如：青年高适第一次去往长安之路，清晰地向观众叙述了地理方位图“从广陵出发西行，到洞庭湖”；身在广陵的李白所写的《采莲曲》已经出现在长安歌女的表演中。有历史学家认为，“各区域之间因为壤地相接，并无难以跨越的障碍，以致文化发展与其相邻文化经常相互影响，甚至逐渐融汇”。

除了地理空间，人物设定也同样表现出一种“中国性”中的复合与杂糅。电影采取了“双男主”的人物设定，一位是以边塞诗为国人所知的高适，另一位则是出生于碎叶城的李白，他们的身份就显示着一种模糊的边界。影片还勾勒了哥舒翰这一藩将的形象。作为突厥的后裔，他忠诚于唐王朝，强调“藩将并非皆是叛臣”。影片无意于对唐朝时的边疆局部战争、安史之乱、永王之乱做正义性的评价，而是在一种更宏阔的层面观照中国历史。“中国性”的呈现并非要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去判断历史。

众所周知，唐代是杂糅性非常强的一个朝代，贸易通商使得唐朝的文化中有很多外来的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同样以糅合的方式出现在《长安三万里》中，由此被识别为“中国风”。在漫长的历史绵延中，唐代有很多被具象化了的中国符号，我们能从舞者的花靥、花钿中轻松地识别出“中国”，而不会单纯觉得这是西域舶来品。多元经验构筑起我们的历史思维，“中国”并非单一的民族化。

（屠玥闫虹《<长安三万里>：一个诠释”中国性”的角度》节选）

材料二

为强化故事生动性，《长安三万里》虚增了李白教授高适相扑术的情节，还将高适塑造成擅使长枪的高手，为了平衡性别虚构了裴十二，并多处改动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但主要情节和人物命运不违史实。《长安》上映后，网上对于影片中种种不符史实之处争论不休，多数人持赞同至少是容忍态度，但也有斥责批评乃至“要求制片方道歉”的炒作。

其实历史剧的重构改编是传播策略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史实作为左边的一极，将虚构作为右边的一极，考察影像作品改编与史实的关系，可以区分出历史剧改编的不同的文本传播模式（见图1）。最左边的可称为史志模式，以复原史实为追求，致力于叙述历史真相，并不追求叙事的曲折与情节的动人，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历史纪录片；往右则是演义模式，是民间对官修史书的通俗化演绎，方便普通大众阅读传播，达到易风化俗、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央视拍摄的《三国演义》等大致忠实于原著进行拍摄，可以认为遵循了这一模式；再往右是正剧模式，也即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模式，按照大致的历史逻辑，重新进行虚构演绎，以表现时代精神，阐释主创者眼中的历史伦理；再就是戏说模式，抛开历史史实进行大幅虚构，以曲折的情节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比如《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第五种仙魔模式位于最右侧，只是借用历史人物之名，敷设仙侠魔幻故事，比如《封神榜》《狄仁杰》系列。

图1   影像作品与史实的关系

《长安》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文化传承的电影，它将48首观众耳熟能详的唐诗精巧地嵌入剧情之中，并借高适之口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在”，将这种传承主题提升到家国观念和文化认同的高度。《长安》一片中的李白和高适相识于青年时代，他们乐观进取、相互砥砺的精神状态极富感染力。这种面对逆境毫不妥协、匹夫不忘投身报国的理想情怀可能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唐气象”的时代精神。影片最后高适与书童做关于“长安”的猜诗游戏，以及影片结束时以字幕大量呈现关于“长安”的唐诗，其实点出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杰出诗人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与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爱国将士所做出的事功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这种定位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代表了动画电影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这也是当下所有口碑和票房俱佳的影视作品的共同特征。

（陈可红马晨荇《<长安三万里>的文化再生产及传播逻辑》节选）

材料一：

“最美奋斗者”---中国天眼的奠基人南仁东，22年扎根深山铸造大国重器，带领团队经历近百次失败，终获成功，建造出了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让中国的天文科研水平领先世界20年。由此可见，要获得成功必须有攻坚克难的精神。

首先，攻坚克难要敢字当头。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是攻坚克难的常胜法宝。在这千帆竟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开拓精神。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作多困难起初看起来很大，但是你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豁出去干一场，最后任务都完成了。回头一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飞天梦就寄托着中国人敢想敢干、矢志赶超的壮志。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升空时，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刚刚竣工；阿波罗登月之际，我们的第一颗卫星还在艰苦制造当中……如果要寻找一条证明自身实力的跑道，太空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新加坡《民报》报道称：“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全世界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2000年6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航天大国。正是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冲动，中国航天人才创造了迅速崛起的奇迹。在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九天之上，中国卫星为我们生机勃勃的美丽星球闪耀，为全人类造福。

其次，攻坚克难要干字当先。天下之事，为之则易，不为则易者难。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很多时候，所谓的坚和难，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为我们所夸大。很多事情，不能因其艰难我们就不去做，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去做才变得更艰难。面对困难，我们要力戒拖延症，马上就办，说干就干，并且在干中逐步完善提高。很多人总想等条件完全具备了或者在更好的条件下再开始，总想以更完美的姿态迈出第一步，其结果是永远没有迈出第一步，使得梦想最后只成了梦和想。

最后，攻坚克难，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既然是攻坚克难，就必然需要时间，需要般力，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持续的付出；既然是攻坚克难，就要做好攻克过程中会出现曲折和反复的心理准备，随时准备迎接暂时的失利、局部的失败。苏东坡说，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当你遇到困境、逆境乃至“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时怎么办？回答只有两个字：坚持，一直坚持到“柳暗花明”，坚持到日出云开。时代铁人王启民，栉风沐雨36年，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身油田开发科研工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他曾带领试验组先打了3口探井，结果全告失败。接着打下19口探井，结果还是失败。面对挫折，王启民没有怨天尤人，经过52次封窜、堵水，终于使19口井都达到了正常产量，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毛主席说过：“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所谓“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在艰难面前不低头，在压力之下不逃脱，在坎坷路上向前冲。人生的价值和乐趣不正体现在这攻坚克难的征途中吗？

（摘编自谭评《攻坚克难见精神》）

材料二：

无论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都是一部攻坚克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历史。这一精神品格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之光，彰显着共产党人意志品质。

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愈是在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面前，伟大的民族精神愈发彰显，其基因密码就在于始终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战胜困难，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抵御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无不是这一精神的折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意志品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坚定信念中，真切感知攻坚克难精神品格始终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淌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基因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抱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前赴后继、上下求索，在各种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面前，充分展现不畏强敌、不惧风险、顽强奋斗的优秀品质。所有这些，无不生动诠释着共产党人在面对顽敌强敌、应对艰难困苦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知难而进、勇猛顽强的宝贵精神品格。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我们党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始终保持着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精气神。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还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这些正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努力、夺取胜利，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新奇迹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张明刚《永葆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

材料一：

抄袭是情节严重的学术不端，应该对其零容忍。但是，查重为抄袭设定了一个量化标准。有趣的是，各个高校和不同学位的论文要求居然还不一样，仿佛让严肃的学术不端问题可以议价。比如，有些大学允许本科毕业论文30%的重复率，有的学校则划定了10%的红线。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学校可以多抄一点，有些学校可以少抄一点呢？

零抄袭是一个质的问题，如果把抄袭量化，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矮化和庸俗化了。向行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发出这种信号，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查重软件更多应该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使用，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毕业论文的生死线。

（摘编自马亮《查重软件能否当得起“学术警察”角色》）

材料二：

为解决学术不端多发、易发的问题，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障，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出，“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依法依规终身追责”。

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建议，为避免“运动式”“一阵风”治理，防止学术不端的反弹回潮，应不断探索和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例如，保持打击学术不端的高压态势，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学术不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学术不端案件，形成“露头就打”“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增强对学术不端的震慑力。此外，还需完善科研诚信建设的制度和机制，加强科研诚信独立调查委员会制度建设，加快科研管理与人才评价改革措施落地等。

（摘编自陈磊《加强顶层设计，预防学术不端》）

材料三：

比学术不端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翟天临的博士之“易”，和大众理解中的博士之“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庭有枇杷树，博一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个网络段子形容的是博士毕业之难。《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近年来的研究数据显示，博士延期毕业率高于56%，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博士都不能正常毕业。之所以如此，很大一个原因是论文要求较高，许多博士论文甚至是一本书。作为一名全日制博士，翟天临在读期间拍了不少戏，还能如期毕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同样，其科研成果并不突出，又如何被录取为博士后的呢？更进一步，这中间校方有没有做到材料和流程的严格把关呢？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教育公平的疑问，希望相关调查在研判学术含金量的同时，也能彻查录取培养的详细流程。

总而言之，“翟天临事件”所涉及的话题，远远不止是学术不端，更有超越学术本身外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北影和北大都相继表态发起调查，我们相信会有公允的结论。同时也期待，这件事能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

（摘编自王庆峰《“翟天临事件”不仅仅是学术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