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选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其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典现实主义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挑战，大量的欧美作品翻译过来，一度取代了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与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一起开辟当代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荒诞派、黑色幽默，直至后现代式的先锋派……中国文学无疑在艺术上上了一个台阶。然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先锋派，都属于阳春白雪。艺术创新固然需要，但文艺的人民性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和责任。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实主义获得了一次崭新的再生。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阿来都各自写下既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特色，又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作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在客观上解决了文艺走向大众、面向大众的问题。图书市场的销量、电影市场的票房，就足以使大众成为接受的主体。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产品，它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地分享文艺作品的各种成果。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也并非因此而演化成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阶级论”被淡化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文艺具有了人民性，但它与文艺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人民性无疑还是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

新时代赋予文艺服务人民以新的内容，同时也赋予人民性以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新人民性”，这就是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放在首位。正是因为“新人民性”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而才能如此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当然，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互联网众声喧哗，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文艺依然不能放弃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责任。在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文艺繁荣格局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疑应该始终起到引领作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民性”才能真正圆满实现。

（节选自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要命题。如何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和共情传播，通过多样化的媒介应用和丰富的内容创作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展示中国，将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以及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然而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讲好中国故事”的工作也面临着被“污名化”、“妖魔化”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对实践的不断创新来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便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甚至是历史意义。

主流媒体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实践通常依附传统媒介形式(如广播、电视、报刊)来展开。2016年12月31日，隶属于央视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以下简称CGTN)正式成立。CGTN自成立以来在发展建设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建立了包含六个多语种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和一个视频通讯社的新媒体集群，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实现了节目制作与播出。通过专业精良的节目制作水准和丰富的媒介传播形式成为主流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传播实践当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CGTN成规模化的信息传播能力，其他主要媒体则通常依附海外既有的媒介平台进行内容传播。比如在海外主要社媒平台(脸书、推特、油管等)开设官方账号便是许多知名省级卫视(湖南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等)的常用方式。

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非线性传播和双向流通模式赋予了个体进行自我表达的权力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红经济孵化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创作者，结合“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许多国内“网红”纷纷“出海”，在海外视频网站上开设账号，在通过获取点击量赚取收益的同时，也收获了极高的网友关注度，在一定的社会圈层内形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有益探讨。比如李子柒和美食作家王刚，都是早期运营的美食博主代表。他们通过对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展现在网络当中获取了极高的关注度。这种接地气、生活化的信息传播与沟通应当被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正面案例。

当前在进行对外宣传与国家形象建立等跨文化交流工作中，不仅存在着媒介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挑战。例如英国政府在2021年一度取消了CGTN在其境内进行新闻活动的许可。面对诸如此类的不友好行为，如何在进行“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当中建立真实、可亲、友善的中国形象显得尤为重要。而如何在广大受众与中国故事之间建立价值观上的共识是“讲好中国故事”在未来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从广义的角度看，奥斯卡颁奖典礼、欧洲足球冠军联赛、NBA等国际知名的文化活动与体育赛事便是人们在寻求建立“共识社会”当中的文化实践。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当中，不仅要通过主流话语体系下的新闻传播活动来提升国际话语权;也要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与传播，通过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赛事活动，产出优秀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建立权威的科学技术奖项来丰富“讲好中国故事”的“工具箱”。

(摘编自赵子豪《媒介融合趋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创新思考》)

材料二：

优秀影视剧能跨越不同文化，走进各国观众内心，帮他们了解并爱上中国。4月以来，国产剧《开端》上线海外流媒体提供商网飞，陆续发行至韩国、泰国等国。随着走向海外的中国剧集增多、类型丰富，国产剧出海已成为重要文化现象。

我们发现，国产剧在国际市场的传播正在走向多元化。以古装剧作为对外传播突破口的时代已去，古装剧仍有广阔海外市场，但海外观众已摆脱将其视为“文化奇观”的初级阶段，进入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并对消费精品内容有更多需求的阶段。去年播出的《山海情》、今年的《开端》等类型多元的作品，同样在对外传播中取得佳绩。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近来在海外口碑良好的作品本身，分析为何《山海情》这类扶贫题材“主旋律”剧集能在外国观众中引发共鸣，为何《开端》在故事设定的新奇性上贴近国际流行剧集，其保留的中国印记也能被海外观众接纳，是我们总结这些作品对外传播经验的价值所在。

在作品的策划阶段，主创团队便应思考其中蕴含的主旨表达与精神内核，要注重观众视角，寻找具有不同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观众趣味的“最大公约数”。影视作品是面向大众的艺术，这种创作方法论，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打破文化壁垒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与优势。《山海情》从个体成长经历入手，展现“闽宁模式”的发展，贴近“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的创作需求。创造者抓住“展现西海固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历程，激发不同时空下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的精神内核。这是身处不同地区、发展阶段人们的共同追求，是为人性驱动的普遍需求，是人类共通的“主旋律”。在此剧中出现的不同角色，不论是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还是辛勤劳作的村民，都具有质朴、真实的人物面貌令其他文化环境中的观众容易产生亲切感，从而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

放眼未来，国产剧出海前景可期、契机已显；回到当下，我们仍需意识到，能“破圈”“出海”的剧作一定是优秀作品，这需要创作者沉下心来，在剧本创作、拍摄技法、后期制作等方面深耕细作。例如，与近期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影视剧相比，《开端》在制作水准上仍有提升空间。

国产剧出海热潮的背后，是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增强。加快“走出去”，国产剧的内容要更多元，从多维度呈现真实全面的中国。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不仅是题材的选择面，更应是一种创作态度，是对社会、生活、人的整体认知与审美表达。这类剧作在提供观赏价值的同时，润物无声地展现出中国当代蓬勃发展的社会面貌，以及向善向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侯鸿亮《国产剧“走出去”步伐加快》）

材料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悦”、“乐”二字，似可借此简略谈论《今读》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作为儒学根本，首章揭示的“悦”、“乐”，就是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出它们。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心中悦之，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会，来相见面，来相饮酒，来相聊天，不也愉快？特别又从远方来，一定是很久没有见面了，在古代，这就更不容易，当然更加快乐。这“乐”完全是世间性的，却又是很精神性的，是“我与你”的快乐，而且此“乐”还在“悦”之上。“悦”仅关乎一己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也就是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那是真正友谊情感的快乐。

（选自李泽厚《<论语>今读》）

材料二：

“乐感文化”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审总结。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孔颜乐处”所揭示的安贫乐道、豁达自信的处世理想和人生态度，“曾点气象”所描述的寓无限于有限、即自由而超自由的审美精神，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 因此，笔者尝试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的内涵并进行分析。

第一，“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之后首先问“伤人了没有”，没有问马，这可以看出夫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此其一。其二，《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强调人们要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其三，《论语》 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慎终追远”的生命关怀。

第二，“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为什么《论语》要求我们这么做呢？这是由于“乐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怎么办呢？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团结。

第三，“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儒学为核心的“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 天主可以依赖，“人生一无所本，被偶然扔掷在此世间，无所凭依，无所依皈”。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以人为本，依靠“乐群”的生存智慧，相信人自身的力量。这种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第四，“乐感”的人性追寻。就人性完满的角度而言，“乐感文化”表现为“乐感”的人性追求。所谓人性完满，是通过“诗”“乐”等艺术形式的熏陶塑造一个完人，更是“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存智慧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完满呈现。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哲学中，很重视“诗”“乐”在君子人格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因之，当孔子问及曾点之志时，曾子不假思索地答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气象”。由此可见，此一“乐感”的人性追寻，仅靠“诗”“乐”等艺术形式的熏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存智慧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的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最终培养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终将中国“乐感文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诗性智慧完满呈现出来。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存智慧、“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乐感”的人性追寻等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对“乐感文化”的研究在坚持中华文化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应对异质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特别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选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有删节）

材料一：

眼下，直播带货迅速升温，爆发性极强。许多名人参与直播带货，利用直播平台与消费者直接交流。直播带货不仅是助力脱贫增收、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而且成为释放和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推手。

直播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主流媒体、知名人士所起到的良好带动作用，更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同。直播带货的优势在于向“体验经济”延伸，通过场景在线与直接互动带来更高的转化率。直播带货将线下的场景移到了线上，让消费者通过互动在短时间内更加直观地了解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快捷、更加新颖、供求对接更加紧密的服务，将粉丝喜爱与眼球冲击直接转化为购买力，黏性更强，具有比传统营销更高的转化率。另一方面，直播的内容远远不止带货，它也能满足用户精神层面的渴求。除了完成带货任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直播也是在场的陪伴，能够传递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既来自与用户互动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陪伴感、群体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心灵，也来自知识传递与获取所带来的满足感，通过观看有学之士推介产品及介绍相关知识的直播，能满足我们对信息的渴求、对知识的渴望。

直播带货如何助力乡村经济？“好酒也怕巷子深”，直播带货以一种风风火火的方式打开乡村特色产品的销路，建立能够适应新的销售形势的有效渠道是关键。当下兴起的乡村干部直播带货，需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聚集品牌推广、人才培养，技术支持等功能服务，全面推动打造基于“互联网+三农”长效运行体系的农村电商2.0版本的进程。

为了促进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的长效发展，一方面，直播平台要加强自我管理建设，建立资格审查以及评价机制，规范平台内商家行为；另一方面，要建立准入机制，引导主播走专业化之路。未来直播可能会非常普及，随随便便一个场景、一个地方都可以做直播，这需要主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这样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后，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加快监管制度建设，提高违法成本；对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应建立协同共治机制，促进网络直播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

(摘编自盘和林《直播带货应助力乡村振兴长效发展》)

材料二：

作为一种新的零售模式，近年来，直播带货风头日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直播带货优势进一步凸显，激活了消费市场的“一池春水”。在市场表现火爆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到产品质量的货不对板，从售后服务的难以保障到刷单、售假等各类乱象，都让消费者在购物中难以安心、放心。

直播带货，借助的形式是直播，但最终交易的仍然是产品。产品质量过不过关、服务有没有保障，才是决定用户下一次会不会“买它”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直播经济也是“口碑经济”“信任经济”，从业者的守法、诚信才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如果抱着做一锤子买卖的想法，必然无法行稳致远。从主播、商家筑牢诚信基石，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严格把关，杜绝问题商品进入直播清单，到平台加强对经营者及主播的规范引导，完善消费者授诉举报渠道，再到相关部门加强对网上带货行为的监管，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直播带货在“阳光大道”上越走越远让消费者在安全放心的环境中提升消费体验。

越是红火的产业，越要警惕被流量带偏。作为无数人看好的下一个万亿级市场，直播带货是真正的“风口”还是“一阵风”，取决于其创新力更取决于其发展走向。在经历“野蛮生长”带来的诸多问题后，如今直播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从人社部拟增设“直播销售员”新职业，将之纳入统一管理，促使其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到浙江推动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直播电商进行监管，助推解决电商交易的诚信问题，这样的努力越来越多地汇聚在一起，直播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令人期待，其前景更加广阔。

“诚者，百行之源也。”未来，5G、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将为消费市场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无论模式、技术如何改变，诚信作为商业的价值基石不会改变。为商业文明注入更多正能量，就能为我们的消费生活带来更多新惊喜。

(摘编自张凡《直播带货要筑牢诚信基石》，有删改)

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象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文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市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仅仅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这是我喜欢的演艺明星推荐的商品，因此，我一定要把它买到手。

一个人这样想问题，就犯有“诉诸不当权威”的逻辑错误。那位明星或许歌唱得好，或许戏演得好，但他（她）并不是其他方面的专家，假如他（她）所推荐的是药品或营养品，他（她）有足够专深的药理知识或营养学知识吗？答案常常是否定的。

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a】”：

（1）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2）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3）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4）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1）（2）（3）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1）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3）是真的，但（2）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2）是真的，但（3）却是假的。故（2）（3）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