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茶花儿开

肖学文

那是去年冬天，朋友约我去黄盖湖观鸟。

湖南省临湘市聂市镇大星村的鸭雀明是黄盖湖的最佳观鸟点。我们站在湖边，纵目远望，但见湖面空阔，水天一色，阳光在粼浪之上闪烁，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没有看到百鸟翔集的壮观场景，偶尔有几只雁划过天空，最后消失在水天相接处。

看不到鸟群，心中不免遗憾。当我们准备驱车返程时，突然发现向阳的山坡上，白茫茫一片。朋友说，那是油茶花。我一听，便兴奋起来，说：“去看看油茶花也不错啊！”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应和。

油茶树才过人头，繁花满树。油茶花的花瓣白如凝脂，花蕊全黄，根根花丝晶莹剔透，用手轻轻一触，便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萦绕指尖。若用舌尖稍稍碰一下，一丝丝清甜即刻从味蕾间化开，直沁入心脾。我们恣意地穿行花间，沐浴着冬日难得一见的暖阳与花香，耳旁突然传来一阵辽远悠长的歌声：“对门山上茶籽多，圆圆滚滚满山坡，扛根竹竿打茶籽嘞，一打打上几皮萝！”

朋友说：“这是黄盖湖特有的渔歌调，但这词又不是渔歌，有点意思！”我们循着歌声，穿过小径，在一处山坡上，远远看见一位老人，一边给油茶树施肥除草，一边唱着歌。老人黑瘦黑瘦，满脸皱纹，一看就是位成年累月漂在湖上的渔民。

见有人过来，老人停了口中的调子与手中的活儿，笑呵呵地与我们打招呼。我问道：“老哥，这一片油茶林都是您家的呀？”

老哥笑了，说：“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这油茶园大得很，看，这坡上坡下，一大湾全是，一千多亩呢！我只承包了一小片，五十亩。”

原来，老哥本是黄盖湖上的渔民，大前年黄盖湖禁渔了，渔民们都上了岸。为了解决上岸渔民的生计问题，政府引进油茶林项目，渔民全都转行成了林农。

“老哥，你家这五十亩地，收入应该不少吧？”

“还行还行，比打鱼强多了。”谈到收成，老哥的脸上全是笑。

据老哥介绍，这油茶基地由公司分片承包给上岸渔民管理。前三年，油茶园没有收成，公司每年补贴抚育与管理费用。从第三年起，茶树开始挂果，到第五年进入三产期，承包者不需给公司上交任何承包费用，只需将油茶果按市价卖给公司就行。一亩油茶林，一年的收入可达到两千多元。

我们一听，不禁吃了一惊，这油茶林，还真是个绿色银行啊！但我还是有些疑惑，一个在湖上漂了一辈子的渔民，会侍弄这些“金疙瘩”吗？老哥往山坡上一指，说：“我们有老师指点呢，从防虫，防病到抚育采摘，老潘一条龙全程指导！”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远处山坡上那个忙碌的身影。

我们走过去与老潘攀谈，得知老潘是一名退休林业高级工程师、园艺师，退休后被公司聘请为公司技术顾问、油茶基地技术员，直接指导生产。

谈起油茶经，老潘神采飞扬地说，油茶是我国特有的优质食用油料作物，油茶历五季才能成熟，花果同树，是一大奇观……

我们在老潘的指导下观察，果见一棵树上，既有白里吐黄的花，花下还有沉甸甸的果，真是大开了眼界。

“这茶籽，好销吗？”我问道。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榨油厂，这么好的茶籽，纯天然，没有半点污染，榨出的山茶油，畅销得很！”老潘更得意地说，“老百姓脱了贫，干起活来更起劲。产品销路好，公司发展也更快。这是个双赢的事儿，我作为技术指导，脸上也有光！”

“那是那是！”我们都笑着称赞。

“再过两年，等这油茶林全部长起来了，公司还规划在这块基地上开发文旅项目。夏天，这满湖的荷花。冬天，这满山坡的油茶花。再赶个好日子，湖上天上，黑鹳、白鹳、仙鹤、灰雁、天鹅……成千成万的鸟雀子飞起来，那景色！”老潘将头抬起来，眯缝着眼，一副陶醉的样子，把我们也带进了他描绘的那幅美丽山水画中，顺着他的目光，我们发现，在湖天相接的地方，有一大片黑点浪涛般滚滚而来。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并白黑变白。哦，原来是一大群叫不出名字的白鸟。它们越过油茶林，落在不远的滩涂上，发出一声声“嘎嘎”的鸣叫！

这时，远处山坡上的老哥又唱起了动听的歌。老潘听了，有些得意又有些腼腆地笑着说：“这是我作的词，他们用渔歌调唱，蛮好听的！”

湖光映着山鱼，歌声和着鸟鸣，黄盖湖喧腾了起来。

（有删改）

文本一：

装在套子里的人

契诃夫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

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是带着他姐姐华连卡一起来的。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况且，华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竟有这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站住，瞧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似乎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有删改）

文本二：

写实小说努力营造符合现实的逻辑，在富于生活实感的艺术世界中，塑造符合真实生活样态的艺术形象。它以艺术虚构的假造成逼似生活的真，以诉诸想象的艺术幻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获得一种真实感、亲切感和贴近感，从而受到深深的感染。

写意艺术则需要变形，需要荒诞。如果说写实小说紧贴着生活真实的样态，是再现的艺术，那么写意小说则往往通过夸张变形，甚至是荒谬怪诞的内容，表达思想，是表现的艺术。它突破生活样态，违逆现实逻辑，取得了艺术表现更大的自由。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写道：“逼真的原则本身限制束缚体现某类观念的需要……那幻想就获得摆脱现实生活的逻辑和创造幻想的权利。”写意小说的作家正是利用这一权利，为所要表现的精神、观念、情感——即所谓“意”——创造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形象。在“意”和“象”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艺术关系和联系，使前者得到充分巧妙的艺术表现。

樊老师

刘海红

铃声如秋蝉一般尖叫，对的，是秋蝉。

高分贝的铃声，没有平仄起伏的尖叫，只有秋蝉可以来和。我不算太差的学生。当然，有些上课铃会让我听出一些清脆，一些喜悦，譬如要上樊老师的课。

“咳咳咳……”长期的慢性咽炎声从楼道拐点传出，接着是跛脚人高低不平磨鞋的声音。

同学们面露兴奋之色，樊老师来了。

樊老师甩出漂亮的弧度跨上讲台，再次清嗓，说话时脑袋摇摆，声音也随之变得抑扬顿挫起来。大家知道，普通话抑扬顿挫是不够味的，不如方言来得地道。樊老师家乡的口音本就偏软，再经樊老师的特色演绎，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诗中，“游”和“吟”字被念作三声，“别”字念成一声。诸如此类的蹩音被樊老师滚动播出，像说唱般悦耳，课堂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

夸奖樊老师，仅限于他的内涵。他的外表是比较丧的。西服皱皱巴巴，裤子上的红腰带总是探出头来，一副不羁的样子。还有他的跛脚，走起路来一起一伏，有慢三的韵味。我们开始猜测美丽的师母，怎么会看上樊老师呢？班上的那个消息灵通人士作答，樊老师的跛是救师母留的。一辆突如其来的醉驾飞车，樊老师飞身一跃，用身体护住一位妙龄女子……一幅英雄救美的画面兀自展开。樊老师的跛，成了爱情最好的见证。

关注樊老师久了，知道他离不开水。班里自发轮流排班，提前备两壶热水。樊老师的“咳咳”声由时常变成偶尔，并带着水润的清脆。后来，那两壶水成了樊老师课堂的标配。护嗓子，也护我们。

之前的口音突出是讲课特色之一，接下来是板书。通篇的课文，只写个标题，或者孤僻的几个生字。你只管听。樊老师那会儿便是文字高手，把生涩的文章切换成段子，听课成了一种享受。

一个夏日的午后，课前休息，一大片同学趴在桌上。谁的课？不瞌睡的问瞌睡的，不等问出话来，“咳咳”声已从楼道拐角传过来。

放眼望去，趴下的一片蔚为壮观。樊老师不恼不怒说：“打扰大家了，你们该睡还睡，我该讲还讲。如果我讲得不够精彩，没有睡的也可以睡了，以后也是这样的规矩。”

睡意迷蒙的听到这儿醒了，打鼾流哈喇的也被推醒了。打那后，课堂再无人入眠。如此，也带动了其他学科。樊老师一席话，点醒少年梦中人。

那年的校升学榜单上，我们班成绩雄居前列。三十年后再见樊老师，是在一次同学聚餐会上。在此之前，我没见过樊老师，听说他得了全省金话筒奖，学生们都叫他“金老师”。大家在外向校友介绍自己，一定会抛出是樊老师的学生，并学着他摇头晃脑地说唱段子。

没人提前透露樊老师要来的消息，“咳咳”声从门外响起，同学们张大嘴巴，眼神互相交流着，是吗？一定是。没有说是谁，但都知道是指谁。

细细看，樊老师走路的弧度还在，只是缓慢好多。他的脸上，被岁月刻成的纹路已成风霜。

满头白发的樊老师坐定，“刚上完课，让大家久等了。”

“上课？”大家几乎异口同声。

他笑呵呵用眼神环绕一周：“没办法，歇不下来。”

席间，班长把睡觉那个“梗”又抛了出来，大家都在笑。樊老师下意识地“咳咳”两声，我们突然正襟危坐，仿佛回到三十年前那个课堂上。

马背上的少年

王若冰

少年想逃走，他为此做了足足半年的准备。

阳光照在大地上，红土地便色彩缤纷起来。少年觉得自己的体温正在火速地上升，他的脸很烫，汗很快就淌下来。他用手胡乱地抹了一把，手上立刻黏糊糊，湿漉漉，他觉得整个身体都被太阳烤得失去了知觉。

少年听到一声野马的嘶鸣，而后是逐渐清晰的马蹄踏在沙土上的声音。少年望着远方。在葱郁的树林里，树林中间的草地上，是野马的天堂。它们奔跑在草地上，它们驰骋在树林之间。少年抬头看看天，光线在树叶之间，在马与马之间，在树与草之间来回跳跃，形成了一道道斑驳、灿烂而又奇特的光景。

那一瞬间，少年的心立刻就灿烂起来。

少年又回头看看自己的家，不由得有些伤心。

这时，一辆越野车停在了离他十几米的土石路边。很快，车上走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他冲少年招招手，用典型的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说：“小伙子，你好。这里离加油站多远？”

少年用手指了指西边，说：“在那个路口的拐角处。我不知道究竟有多远。”

中年人的脸上浮现出一缕忧虑，说：“哦，真糟糕，我的车要没有油了。”

中年人很沮丧地摇头叹息。

少年问：“你要去哪里？”

中年人说：“我要穿过中部沙漠，到达尔文去，我边走边看，游玩而已。你，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少年说：“我的家在这里。”

中年人说：“那么你的家人呢？你爸爸妈妈呢？他们有车吧？他们有没有多余的汽油？”

中年人的目光满含期待。

少年说：“我们家没有汽车。”

中年人惊讶地说：“没有汽车？那你们不出去吗？你们不去购物买食品吗？”

少年说：“我们住在山洞里，我们在森林里会找需要的食物，我们不需要出去。”

中年人仔细地看看少年的脸，说：“对对，我忘记了，你是土著，这是你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可是，外边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还这么小，难道你还要继续像你的祖父辈一样，在山洞里过完一辈子吗？你真的不想出去吗？”

中年人说了再见，坐上车，又摇下车窗探出头对他说：“我要去看更美的世界了，年轻人。”然后，车“呼”一下开出很远。少年望着车渐渐消失，他觉得似乎失去了什么。那匹枣红色的野马看到他，嗒嗒地走过来，用头蹭了蹭他的脸。少年将脸贴在枣红马的脸上，无声地流泪。几声清脆的鸟鸣划过天际，少年拍拍马，一跃而起，跳到了马背上。

枣红马一声长鸣，带着少年朝红土地奔驰。

少年的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他从出生就一直居住的山洞，父母和他的一大群兄弟姐妹在山洞中生活起居，生活得很原始。少年记得有几次，有人来让他们去生活更方便一些的村庄住，他们说那里有学校，孩子们可以上学，有超市、加油站、医院等。少年听得津津有味，但是父母却一口拒绝了。父母说：“不去，这山林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世界，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为什么要离开呢？”少年望着父亲那张黑黝黝的脸、那一头卷在一起的乱糟糟的头发，又看看母亲，母亲的头发也打着卷儿，黏糊糊地披散在头上。少年很迷茫，少年就想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少年爱山林树木、野马与草原。但是，少年对外边世界的向往，如野草一般在心头滋生、疯长。

枣红马奔驰在草原，又来到红土地上，一直向南而去。少年骑在马背上，思绪随着马蹄声飞得越来越远。

那天，少年很晚才回到山林，回到山洞里，他看到一家人已经横躺竖卧地在山洞里睡着了。少年却睡不着，他不知道中年人是否找到了加油站，他在想外边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一夜，少年睁着双眼，一直到洞外射进丝丝缕缕的光。

天亮后，少年离开了山洞，离开了山林。

少年骑上枣红马，一路向南。枣红马奔驰了一程又一程，少年历经磨难，彻底走出了山洞，来到了墨尔本，在这个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色彩缤纷的城市里，开启了另一段生活旅程。

20年后，那个马背上的少年在墨尔本活出了一片新天地，娶妻生子，住起了别墅。偶尔，与妻子、儿女讲起山林里的时光，他总是能听到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在耳边响起。

儿子此时已如彼时的少年，他说：“爸爸，你小时候的生活可真幸福啊！”

已经是中年的他一愣，问：“为什么？”

儿子说：“山林里多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树有鸟有草原，有各种动物，还有那么多野马，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呢？”

儿子满脸的羡慕。

他一愣，耳边再次响起嗒嗒的马蹄声，仿佛那匹枣红马正在向自己跑来。

（选自《小小说选刊》2021年第18期）

艺术家

冯骥才

四月初已进入春天的时光，窗外所有树木的树芽都在逐步变成生气十足的新叶，绿叶才是春天开出的花。清晨的风还有一点凉意，吹在楚云天身上叫他神清目朗，分外清爽。

他把一张洁白的宣纸铺在临时搭起的画案上，四角各压一块青石片。他没有镇尺，前年去蓟县盘山写生拾来的这几块石片反倒自然，也更天然。只要把纸铺开，他就是即将出现的一片崭新天地的造物者。

他先用羊毫抓笔蘸足了清水与淡墨，一笔笔生气十足地横涂在纸的上方，于是一片寥廓万里，云烟滚动的天空立时呈现。一条条长长的乌云游龙一般，挟风裹雨地在天上奔跑。他没有忘记，在浓淡相间的水墨中特意留出一块空白。这块白便是最后一块没有被乌云吞噬的天空，熠熠发光，分外明亮。跟着，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长锋大笔，散开锋毫，在墨池里一滚，跟着由纸的下端，逆锋斜刺而上。一片风中摇曳的苇荡，洋溢着巨大的生命本能与力量，这力量把他自己都感动起来。他不觉地喊了一声：

“呵——！”

跟着，他又换了一支长杆的兼毫笔，蘸了浓墨，把苇荡前几根长长的茎叶画出来。不自觉间，他那种早年从研习宋画积累下的功力显示出来，运笔时他感到全身的力量都在经由手腕传递到笔端，如锥画沙，力透纸背。他感到一种长久压抑在心底的东西一下子抒发出来，无限的畅快！于是他情不自禁，把一只孤雁画在那块空白的地方，那里是整幅画面唯一透出光亮之地。这孤雁在那里独自徘徊与游荡。他情不自禁地低声背诵起莱蒙托夫在《帆》中的两句诗：

“你期待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你抛下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乡？”

黄河真像由天而降，然后万马急奔般地呼啸而来。它穿云破雾，挟电裹雷，携带着凌厉的冷风，喷发着飞溅的浪沫，直扑眼前。洪流、巨浪、险滩、乱石、漩涡……在那波涛的滚动中，震耳的轰鸣中，疾流的绞斗中，他仿佛看到一些灾难的黑洞，苦难的景象，重重叠叠的压抑与负载。

为什么一看到她，总会想起母亲？总会想起我们民族多难的历史？为什么密西西比河不是这样？伏尔加河不是这样？多瑙河、莱茵河、泰晤士河不是这样？他想。他忽然有了画这条河的渴望与激情！

回到学校的第三天是周日，教室没人，他把四张学生用的画案拼成一张，铺上一张八尺的宣纸。他急不可待，将蘸足水墨的长锋大笔落在纸上，随即腕子向上一扬，一股激荡在心中的情感随之迸发，一股巨浪在大河中流冲天而起，紧跟着，从身心暴发出的波浪层层叠叠落在纸上。

他尽情挥洒，颤动的笔杆不断撞在水盂上当当作响，四处飞溅的水墨溅在他的衣衫与脸上。等到他画到心中坚持的那片崇高的精神情感时，他看到画中大河偏远地方，出现一片迷离、灿烂、漾漾不已的波光。他被自己这片波光迷住了。

他心中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奇的境界。他一下子和自己身后的无形、宏大又迅猛涌动的社会大潮融为了一体。

车子一进入太行山，就进入另一样的天地里。这支纵跨冀、晋、豫的山脉，全是崇山峻岭，巉岩绝壁，而且与任何大山都绝不一样。岩石全都裸露着，崚嶒粗粝，气象凶烈。每一座山峰，每一块巨岩，都像一张巨大的历经磨难的老农的脸，显得苍老、苦楚和沉雄。

古师傅把车子停在一个光秃秃的断崖顶上，这崖顶好像用巨刃削出的一个平台，十分奇妙，四边层层叠叠的大山，宛如一片浩瀚的向上翻滚的云团。此时，晚霞斜照，大山的岩石裂纹沟壑，其影如墨，凹凸分明。石头上染着赤红的霞光，雄劲，强健，坚韧，粗野。这片无边的、雄壮的、峻拔的、豪气冲天的景象，一下子把云天感染了。

他有一种创作的冲动。他恨不得马上回家，冲进他的画室。

回去之后，很短的时间，他笔下出现许多近十年来少有的力作。他感觉他和一千年前画过太行的荆浩、范宽、郭熙等大师们的精魂遥遥相通了。

楚云天把自己一生的代表作捐给了艺术博物馆。他知道这些作品应该由公共博物馆收藏，才不会被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弄去谋财图利。

每天早晨起来，他还是感觉身体里充满阳光与氧气，是灵感降临的时候。近来一段时间，他受柴可夫斯基《四季·性格描绘十二幅》的感动，不由自主写了十二篇散文，每篇写一年中一个月的风情与滋味。表面是写对大自然的感受，潜在文字里边的是人生的况味。他把文字转化为丹青，从一月到十二月，每幅一月，称为《心中十二月》。这样画起来，大自然的兴衰变幻便和人生种种况味与滋味融为一体。他忽想，这样的画不正是他当年在东京艺术大学和平山郁夫先生所谈的现代文人画吗？《解冻》和《永远的太行》何尝不是现代的文人画？现代的文人既有小我，也有大我；既有一弦清音，也有黄钟大吕。二者兼有，才是当代艺术家全部的生命与艺术。

（摘编自《艺术家们》，有删改）

街头巷尾之伦理

许地山

在南口那边站着一个巡警。他看上去是个“街知事”，然而除掉捐项，指挥汽车，和跟洋车夫捣麻烦以外，一概的事情都不知。那一头来了一个盲人，一手扶着小木杆，一手提着破柳罐。他一步一步踱到巡警跟前，后面一辆汽车远远地响着喇叭，吓得他急要躲避，不凑巧撞在巡警身上。

巡警骂他说：“你这东西又脏又瞎，汽车快来了，还不快往胡同里躲！”幸而他没把手里那根“尚方警棍”加在盲人头上，只挥着棍子叫汽车开过去。

盲人进了胡同口，沿着墙边慢慢地走。那边来了一群狗。它们一面吠，一面咬，冲到盲人这边来。他的拐棍在无意中碰着一只张牙咧嘴的公狗，被它在腿上咬了一口。他摩摩大腿，低声骂了一句，又往前走。

“你这小子，可教我找着了。”从胡同的那边迎面来了一个人，远远地向着盲人这样说。盲人已经两天没回家了。他蓦然听见叔叔骂他的声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叔叔走过来，拉着他的胳臂，说：“你这小子，往哪里跑？”盲人还没回答，他顺手便给他一拳。盲人“哟”了一声，哀求他叔叔说：“叔叔别打，我昨天一天还没吃的，要不着，不敢回家。”

叔叔一面骂，一面打，把盲人推倒，拳脚交加。破柳罐也摔了，掉出几个铜元，和一块干面包头。叔叔说：“你还撒谎？这不是铜子？这不是馒头？你有剩下的，还说昨天一天没吃，真是该揍的东西。”他骂着，又连踢带打了一会。

盲人想是个忠厚人，也不会抵抗，只会求饶。

路东五号的门开了。一个中年的女人拿着药罐子到街心，把药渣子倒了。她想着叫往来的人把吃那药的人的病带走，好像只要她的病人好了，叫别人病了千万个也不要紧。她提着药罐，站在街门口看那人打他的瞎眼侄儿。

路西八号的门也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黄脸丫头，提着脏水桶，往街上便泼。她泼完，也站在大门口瞧热闹。

路东九号出来几个人，路西七号也出来几个人，不一会，满胡同两边都站着瞧热闹的人们。他们当中怎么没有一个人走来把那人劝开？难道看那盲人在地上呻吟，无力抵抗，和那叔叔凶狠恶煞的样子，够不上动他们的恻隐之心么？

盲人嚷着救命，至终没人上前去救他。叔叔见有许多人在两旁看他教训着坏子弟，便乘机演说几句。这是一个演说时代，所以“诸色人等”都能演说。叔叔把他的侄儿怎样不孝顺，得到钱自己花，有好东西自己吃的罪状都布露出来。他好像理会众人以他所做的为合理，便又将侄儿恶打一顿。

盲人的枯眼是没有泪流出来的，只能从他的号声理会他的痛楚。他一面告饶，一面伸手去摸他的拐棍。叔叔很快把拐棍从地上捡起来，就用来打他。棍落在他的背上发出一种霍霍的声音，显得他全身都是骨头。叔叔说：“好，你想逃？你逃到哪里去？”说完，又使劲地打。

街坊也发议论了。有些说该打，有些说该死，有些说可怜，有些说可恶。可是谁也不愿意管闲事，更不愿意管别人的家事，所以只静静地站在一边，像“观礼”一样。

叔叔打够了，把地下两个大铜子捡起来，问他：“你这些子儿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说！”

盲人那些铜子是刚在大街上要来的，但也不敢申辩，由着他叔叔拿走。

胡同口的大街上，忽然过了一大队军警。听说早晨司令部要枪毙匪犯。胡同里方才站着瞧热闹的人们，因此也冲到热闹的胡同去。胡同里的人，都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这里，盲人从地下爬起来，全身都是伤痕。巡警走来说他一声“活该”！

他没说什么。

（有删改）

红船

黄亚洲

一个人影从卧床上翻身坐起，倾听着黑暗中隐约传来细微的声音。

这是1920年4月的某个春夜，窗外雨声滴答。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李之恒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痛苦的呻吟声所惊醒。

亚东图书馆坐落于上海五马路棋盘街，规模不大，两间门面。门都是玻璃门，一共四扇。门贴上写着这样的字样：“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杨义仁自2月间逃离北京抵达上海后，便一直借住于这位安徽老乡的图书馆里。住在老乡这里，他放心。

李之恒比杨义仁长两岁，但从当年他毅然资助杨义仁创办《徽新报》起，他一直将杨先生奉为最尊敬的兄长。当年也是杨义仁积极鼓励他离皖赴沪创办实业的。李之恒于沪打拼，“亚东图书馆”一步一个脚印，逐步积累，颇获成功，从龟缩于四马路的偏僻弄堂，一举迁到了五马路棋盘街的西首，亚东图书馆所谓的“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也是端赖于杨义仁在北大的协助。

杨义仁避祸上海，李之恒第一时间把他安顿到自己卧室的隔壁并赠了杨义仁一个“馆外名誉编辑”的头衔，月薪三百大洋，顿时解了杨义仁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而此刻，他听见隔壁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心里着慌，急忙抓起枕边的圆形黑框眼镜戴上，跳下床，三步并两步推门出房，一转身推门进入杨义仁卧房，果见他的这位兄弟在铁床上捂肚呻吟，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哪里痛？”他慌忙扶起杨义仁。

杨义仁点点自己胃部。

“拉肚子没有？”他按按杨义仁的肚子。

“没有。”

“怎么跟弟的病一样！仲甫，别急，弟有上好的胃药。”他急忙去自己房中取来了胃药，倒了杯水，让杨义仁服下。

杨义仁服药时神情很乖。胃痛起来，比肚中其他地方痛起来都要命。

“这药很灵，一忽儿就能雨过天晴。”他耐心地在床边坐下，“这房间原先是个小书库，名声不好。上回一个孕妇来这里借书，跌了一跤，早产两个月。看看，这回，兄又肚子痛。”

“你是话中有话。”

“听出什么味了？”瘦削的李之恒眯起眼睛问。

“你想赶我出门。”

“啊，兄说准了！仲甫，不是弟舍不得把这屋子当栈房，而是老兄，该有自家的住房了，该把嫂夫人和孩子都从北京接来了。弟再怎么嘘寒问暖，总不如老婆侍候周全。”

“一个人过，也有一个人过的好，省心。”

杨义仁仔细按按肚子，脐左侧按按，脐右侧按按，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什么灵丹妙药，如此立竿见影？”

“仲甫，你我兄弟，弟说一句贴己话，兄不动气吧？”

“说就是了。”

“兄前日去铁工厂演讲，昨日又去小沙渡演讲，奔东奔西，饱一顿饥一顿的，铁打的菩萨也得闹出病来。能不能有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兄不是老喜欢提根本的解决办法吗？”

“怎么个根本解决？”

“能不能不干这个活了？”

“什么活？”

“革命。”

杨义仁一愣：“你是说，要我金盆洗手？或者回头是岸？你当年是怎么支持我办《徽新报》的，整整二十三期！你当年呼吁革命的喉咙不比我弱！”

李之恒慌起来，连忙说：“兄别动气，兄别动气。”

窗外，檐水一直在响，夹着隐隐约约的敲竹梆子的声音——那架撑着伞的馄饨担子不知走在哪条深巷里了。

“之恒啊，我不动气。我肚中唯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再动什么？再说，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呢？你想想，之恒，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一忽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呢？”

“兄说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无非两个字，”杨义仁伸出两根指头，“理想。”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兄为弟写的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弟都带来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弟焉得没有理想？”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义。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之恒？我杨义仁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明白，一粒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义，我觉得主义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码子活了，就等于给我一根绳子，叫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颈！”

（节选自《红船》，有删改）

菜园

沈从文

玉家菜园出白菜，因为种子特别，本地任何种菜人所种的都没有那种大卷心。这原因从姓上可以明白，姓玉本是旗人，菜种是当年从北京带来的。北京白菜素来著名的。

主人玉太太，年青时节应是美人，所以到老来还可以从余剩风姿想见一二。这太太有一个儿子，年纪二十一，在家中读过书，认字知礼，还有点世家风范。

夏天薄暮，这个富于林下风度的中年妇人，拿把蒲扇，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侍立在身边的是穿白绸短衣裤的年青男子。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冬天时，玉家白菜上了市，全城人皆吃玉家白菜。在吃白菜时节，有想到这卖菜人家居情形的，赞美了白菜总同时也就赞美了这家母子。一切人所知有限，但所知的一点点便仿佛使人极其倾心。

二十二岁的生日，作母亲的为儿子备了一桌特别酒席，大雪刚过，园中一片白。已经摘下还未落窖的白菜，全成堆地在园中，白雪盖满，正像一座座大坟。母子二人喝了些酒，谈论到今年大雪同菜蔬。

“今年这雪真好！”

“今年刚十二月初，这雪不知还有多少次落呢。”

“这样雪落下人不冷，到这里算是稀奇事。北京这样一点点雪可就太平常了。”

“北平听说完全不同了。”

“这地方近十年也变得好厉害！”

这样说话的母亲，想起二十年来在本地方住下的经过人事变迁，她于是喝了一口酒。

“你今天满二十二岁，民国反正十五年，不单是天下变得不同，就是我们家中，也变得真可怕。我今年五十，人也老了。你爹若在世，就太好了。”

他蓄了许久的意思今天才有机会说出。他说他想去北京。

听说儿子要到北京去，作母亲的似乎稍稍吃了一惊。这惊讶是儿子料得到的，正因为不愿意使母亲惊讶，所以直到最近才说出来。

“我想读点书。”

“我们这人家还读什么书？世界天天变，我真怕。”

“我去三个月又回来，也说不定。”

“要去，三年五年也去了。我不妨碍你。你希望走走就走走，只是书，不读也没什么要紧。做人不一定要多少书本知识。像我们这种人，知识多，也是灾难！”

时间过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玉家菜园还是玉家菜园。但渐渐的，城中便知道玉家少主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成了极其出名的事了。作儿子的常常寄报纸回来，寄新书回来，做母亲的一面仍然管理菜园的事务，一面读从北京所寄来的书报杂志。

地方一切新的变故甚多，随同革命，北伐……于是许多青壮年死到野外。在这过程中也成长了一些志士英烈，也出现了一批新官旧官……于是地方的党部工会成立了……于是“马日事变”，年轻人被杀死了，工会解散，党部换了人……于是北京改成了北平。

儿子如期回来了，更叫人惊喜的是同时还有一个新媳妇回来，做母亲的似乎年轻了十岁。

儿子回家的消息不久就传遍了本城，渐渐有绅士们的儿子到玉家菜园中的事了，还有本地教育局，在一次集会中也把这家从北平回来的男子与媳妇请去开会了。

从母亲方面看来，儿子已慢慢是个把生活插到社会中去的人了，凡是一切往日的好处完全还保留在身上，所有新获得的知识，却融入了生活里。

时间仍然是热天，在门外溪边小立，听水听蝉，或在瓜棚豆畦间谈话，五年前母子两人过的日子如今多了一人。

因为媳妇特别爱菊花，拟定看过菊花，方去北平，所以做母亲的特别令工人留出一块地种菊花，督工人整理菊秧，他们自己也动动手。吃过了饭，他们同在园中看菊苗，儿子穿一件短衣，把袖子卷到肘弯以上，用手代铲，两手全是泥。

母亲见一对年轻人，在菊圃边料理菊花，便做着一种无害于事极其合理的祖母的幻梦。

忽然县里有人来说，有点事情，请两个年轻人去谈一谈。来人连洗手的暇裕也没有留给主人，就把一对年轻人“请”去了。从此一去，便不再回家了。

做母亲的当时纵稍稍吃惊，也仍然没有想到此后事情。

第二天，做母亲的已病倒在床，原来儿子同媳妇，已与三个因其他因素而得着同样灾难的青年人，陈尸到教场的一隅了。

做母亲的为这种意外不幸晕去数次，却并没有死去。三天后大街上贴了告示，才使她同本城人同时知道儿子是共产党。

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

一九二九年夏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