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5月26日，2019数博会“大数据与全球减贫”高端对话在贵阳举行。国内外政府官员、扶贫专家、企业代表等汇聚一堂，围绕“大数据与全球减贫这一主题，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交流减贫经验、阐述观点看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认为：中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特别是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深入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从网络设施、信息内容、电商平台、公共服务方面系统部署，使脱贫攻坚工作多头推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推动贫困地区的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贫困县的网络销售零售额已突破1000亿元。实施网络扶持工程，开展网络远程教育，加强干部群众培训，支持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返乡，开展网络创新创业，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摘编自汤利等《大数据在精准扶贫领域前景广阔“大数据与全球减贫”》）

材料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在网络设施、移动终端、信息内容、电商平台、公共服务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部署。网络扶贫模式的出现，成为解决精准扶贫中所遇困难的强有力工具。

在过去，通过互联网进行产业帮扶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扶贫手段，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在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迈入快车道。网络设施的完善与产业帮扶政策相辅相成，推动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成长——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农产品直接对接城市市场，大幅减少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在打开市场销路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农民收入；“互联网+特色农产品销售”“互联网+特色农业生态游”等新型模式层出不穷；大量贫困村面貌焕然一新，甚至涌现出了交易额过亿的“淘宝村”“淘宝镇”，然而建设完整的扶贫产业链体系目前还面临着较大的制约瓶颈。综合目前整个互联网扶贫大局，除在个别电商村“淘宝村”中，贫困户电商就业创业方面成绩相对突出以外，广大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对外销售渠道虽有所拓展，但仅仅停留在起步阶段；各大电商平台轰轰烈烈的活动，在改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拓宽农产品销路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意义，但聚焦点更多在于对农村消费市场的挖掘上，与真正的扶贫开发尚有一段距离。

从根本上来说，网络扶贫的开展，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改造农业，同时也要符合农业行业本身发展的特征，在农业与互联网的碰撞与融合中找到适合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逻辑。

(摘编自孙久文《网络扶贫为农民“拔穷根”》

材料三：

2020年上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网络直播行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作为新业态的典型代表，电商直播成为2020年上半年发展最为迅猛的互联网应用之一。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陕西省柞水县金米村调研脱贫攻坚情况时，鼓励当地电商直播工作人员“电商在推销农副产品方面大有可为”。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日趋形成，针对上半年疫情期间国内外市场变化，电商直播成为各级政府提振经济、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浙江、广东、四川等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引导这一新型业态，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专业人才、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支持辖区内电商直播业务的发展。同时，无论是以淘宝、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还是以百度、搜狐为代表的搜索平台，都加大了对于电商直播的布局力度，推动电商直播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人才、资金和媒体资源，为市场的爆发性增长奠定了基础。而且，电商直播与抗疫救灾、助农脱贫等目标相结合的模式，激发了疫情期间用户的线上购物需求，增强了用户购物过程中的获得感。以央视在微博推出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行动为例，该直播通过央视新闻主播与职业电商主播共同为湖北特色产品进行宣传，吸引了1091万用户同时在线收看，单场销售额就超过4000万元。

(摘编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9月)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 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 、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材料一：

最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几乎同时推出了以落户优惠主导的人才政策，其意图显然在于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些城市之间正进行着一场空前的“抢人大战”。

近年来，总有人觉得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实在是太大了，甚至主张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实际上，中国的一线城市不是偏大而是偏小了。

就人口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700万居民；首尔都市圈有2300万居民，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27倍。然而，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分别只有2400多万人和2100多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来说，这样的规模实在太小了。未来应该以上北广深为中心发展连片的3个都市圈，形成京津都市圈、上海—杭州湾都市圈和广深珠都市圈。同时也应该让二线城市大幅度扩容，这样才能把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人口占比越来越高已成为必然趋势。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目前出现的“抢人大战”，会导致更多的优秀人才集中到一起，然后在创新创业等领域内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报以乐观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正当“抢人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各地对于集聚效应和人口规模的意义却未必有充分认识。就在努力争取高端人才的同时，却还存在着用行政指令来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给人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而且，目前抢人的城市大都侧重于争夺顶端的人才，但城市不仅需要位于金字塔尖的人力资源，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金融和高科技行业离不开餐饮、保洁、安保、快递等服务业的支撑。

要知道，中国目前的现实人口分布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一二线城市也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做法，非但不符合经济规律，还可能导致高房价、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城市的不断扩容，也不能只是从外部吸引人才，更需要在根本上提高生育率。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这个数据意味着每代人减少40%的人口规模。长此以往，以后无论一二线城市都将面临无人可抢的困境，中国在人口规模和集聚效应方面的优势也会被不断减弱。

（摘编自梁建章、黄文政《从“抢人大战”看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材料二：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放眼世界，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纵观国内，人才竞争更是城市实力的竞争，谁拥有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2017年以来，国内人才竞争持续升温，由“新一线”城市率先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几十个城市。这些城市先后颁布人才新政，为争夺人才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唤起了一场空前的“人才争夺战”。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后，人才竞争愈加激烈，各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珠宝软玉”表达对人才的满腔热情和强烈渴求。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人才争夺战”中，是否该去“争夺”人才？“争夺”什么样的人才？“争夺”来的人才能留得住吗？该如何用和留？这都是值得各地政府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政策的激励与吸引带来的是短期效应，而引进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建立长效的人才工作机制，才能使“人才争夺战”的积极效应更好地发挥出来，城市才能获得长远发展优势。人才政策不能流于表面，做表面文章，先把人引进来再说，而应该科学、精准地规划一系列可持续的政策措施。人才工作也不应是政绩工程，在短时间内吸引大批人才不是最终目标，不应用人才引进的绝对数量来衡量“人才争夺战”的战果和成效，在关注人才引进数量的同时还应关注人才贡献率。应该看到学历落户并不等同于获得了相应的就业工作岗位，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是否与新落户人才数相匹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新落户人才的专业特长是否对口等，还需要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人才政策时，过于强调户籍政策和各类补贴，认为拿出户口、房子和待遇才能引进人才，片面地将人才与金钱、住房等物质利益挂钩，扭曲了人才政策的本质，偏离了人才引进的初衷。事实上，本土人才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要摒弃“只有外来和尚才会念经”的观念。在精准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要善于发现、发掘、培养和使用本土人才，整合优化已有的存量人才。要以平等的原则对待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将本土人才的各项保障工作做好、做到位，注意不要过于拉大两者之间收入、住房等待遇的差距，造成不公平感而引起本土人才的流失，或因内部排挤导致外来人才留不住。只有内外兼顾，才能充分调动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的积极性，达到互补互持的双赢效果。

总之，如火如荼的“人才争夺战”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是地方政府在内外因的双重推动下谋求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才竞争，关键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而在于政策的速度与温度。对于城市来说，引才政策起催化作用，城市经济起强化作用，生态环境起固化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才能让人才自由有序流动，才能使人才为城市发展所用。

（摘编自张晓明等《“人才争夺战”之冷思考》）

材料一：

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被公认，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两者各具优势。但长期以来，医疗领域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遇到困境。

一是中医人员数量增长与中医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薄弱。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分别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

二是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语言上，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医理论培训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

三是民间中医的发展面临困境。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行医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

四是中医医院存在西医化倾向。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俭，若靠它收费，医院无法养活，医生只有受穷。

（摘编自陈永杰《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严重困境》）

材料二：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

传承精华，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奇方中，这是中医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传承不足，让多种中医技艺面临失传，让中医医道艰难延续。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必须培养大批中医“专才”，这样才能使“国宝”代代相传。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的主阵地。当前，院校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师带徒，出名医，中医独具特色的技艺需要活态传承。中医临床功夫、中药炮制工艺，主要靠师徒二代一代口传心授。师承教育能为“草根”中医打开一扇门，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我们应将以“个性化”为特征的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为特征的院校教育相结合，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医教育体系，为中医药发展打下最坚实的人才之基。

守正创新，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只传承，不创新，捧着金饭碗也只会越吃越穷。让中医药老树发新芽，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二部创新史。丛《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癌病学的产生，再到现代青蒿素的诞生……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合作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我们不能因为创新而忘记“守正”也不能因为“守正”而不去创新，必须把“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未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将让中医药获得无限生机，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白剑锋《守正创新，为中医药注入源头活水》）

材料三：

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曾在武汉一线指导和参与救治的专家回顾总结了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全小林院士说，武汉疫情出现社区传播之后，我们将中医药治疗和干预纳入“四早”内容，第一时间为集中隔离点的发热、疑似、已确诊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以及一些密切接触者发放药物，发放通治方“寒湿疫方”的药72.3万服，覆盖5万多人，使很多病人在早期就得到控制，不向重症发展。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带队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通过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564名患者均没有转为重症。

“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阻止了疫情的蔓延，是我们取胜的基础。”张伯礼说，在向其他方舱医院推广经验后，1方多名患者普遍使用中药，各个方舱医院的转重率基本在2%至5%左右。

不少专家表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减缓、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就我们在武汉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救治经验来说，一般的病人都有发热、咳嗽、气喘、乏力的症状，还有氧饱和度降低的表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委书记叶水安介绍，采取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后，这些病人症状都有明显好转，发热、乏力、咳喘缓解率都在90%以上，说明综合救治能够有效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

治愈出院的患者中，有一部分虽然核酸检测已呈阴性，但身体还未完全康复，需要持续的医学于预和心理康复。在这方面，中医药有着丰富的经验积累和干预的技术手段。

有时乏力、咳嗽或精神不太好，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免疫功能没有完全修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办法，做一些呼吸锻炼，同时配合中医药针灸、按摩等综合疗法，可以改善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对脏器损伤的保护、对免疫功能的修复都有积极作用。”张伯礼说。

目前，仝小林院士团队正在针对恢复期康复的中医药干预开展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在临床中得到推广和使用。

（摘编自新华社《中医药为新冠肺炎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材料一：

文化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位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近年来，哈尔滨以“文化创城”为牵动，打造冰城符号。通过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展现出生机勃勃、大气厚重的文化新境界和文明新高度。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19世纪末，歌剧、芭蕾、爵士乐等传入哈尔滨，与本地文化交融，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的业余合唱团定期、定点活动，音乐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音乐，是哈尔滨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记，也是哈尔滨“文化创城”的发力点。2019年6月至10月，哈尔滨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等演出场馆及专业文艺院团，陆续推出135台264场国内外经典演出。

从今年起，道里区提出打造具有冰城音乐文化特色的10公里“松花江文化旅游观光带”。将东起中东铁路公园、西至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沿江10公里地带打造成集休闲、活动、学习、展示于一体的文旅融合观光带。

（摘编自姜雪松《“文化创城”打造冰城符号，滋养一座城市》）

材料二：

文化符号是记载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工具。文化是由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符号组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合理地选择并运用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符号的提取可以从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方面入手，也可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符号。

建筑本身就是凝结的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将恰到好处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赋予了建筑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城市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如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图象符号等多种形式。城市文化符号是构成城市文化的最外层，当人们提及北京这座城市时，我们就会想到胡同、四合院、天坛等。法国作家雨果曾讲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位于黄河中游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的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在这座拥有浓厚文化的古城中有一条西大街，西大街的建筑体现的是仿唐建筑的风格。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现代人发现了西安西大街珍贵的文化内涵，将其进行新的改造。整个建筑立面的改造上延续着传统的历史文脉，对沿街原有的和新建的建筑都采用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并下大功夫恢复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牌坊，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历史特色。

建筑立面的设计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它通过色彩、形态、均衡、比例等造型元素，体现着建筑外立面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建筑美不美观，好不好看，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检验，这些都是与建筑的色彩、形态、光影、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的，往往这些就是设计师们所要表达的。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历史需要不断地传承与弘扬，即通过对建筑立面的设计运用“象征”“引用”等表现手法来展现它深刻的寓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那些缺乏寓意的造型符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那些蕴涵着丰富文化内涵、代表着城市文化的城市文化符号应用于建筑立面的设计中才有真正的深刻寓意。一座城市的建筑立面体现着城市面貌的特点和视觉连续性，体现着城市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城市建筑设计的改造重点是对建筑立面的改造。在改造中，以尊重原有年代风格和特点为核心，保留结构，改变外观，将城市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建筑立面的设计上。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应按照形式美的法则，在大和谐中寻求小变化，以城市文化符号为设计手法进行改造设计，让现代建筑立面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感的实用艺术。

（摘编自李梅红《浅谈城市文化符号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的应用》）

材料三：

每天一份报纸，每月固定的《读者》和《知音》，这些许的文字信息需求，在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就能逐一实现。作为城市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报刊亭，承载着许许多多海口市民以及阅读爱好者的美好回忆。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猛普及，这一原本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景线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正在逐渐消失。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对海口市的多家报刊亭进行了实地走访。

“以前的报刊亭很多，相隔一公里就有一个，现在两、三公里都不一定能见到一个，甚至有些新的小区周边乃至整条街上都没有一个。”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报刊亭没有那么深的需求，但像他们这拨人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阅读习惯了，每天一份报纸是必不可少的。

经营者也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收入也就相应的少了很多。经营者章女士告诉记者：“原来一天从早到晚开门12个小时，现在能有4、5个小时就不错了。没有生意守着也白守，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增加了很多‘副业’，要不然真没办法。”

每天在报刊亭购买报纸的人鲜而有之，记者蹲守海口某处报刊亭2个小时，才有一人路过购买一份报纸。市民李女士也表示，定期阅读的那些杂志和期刊，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工作都比较忙，能闲下来阅读一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杂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虽然现在网络发达，很多人是手机不离手的，加上电商的出现也对传统书店和报刊亭等行业的冲击很大。但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回家的途中路过报刊亭，买上一份读物，很方便的，这对于我来说才是‘生活’。”李女士说，现在的报刊亭少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但就算多走两公里也还是希望到店里翻一翻、看一看，这是一种情怀。

希望这一抹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风景线不会消失，而是更好地为那些心存情怀的阅读爱好者们营造一个文化驿站、一个心灵港湾，也为这个城市，留下充满人情味的无限美好与遐想……

（摘编自《海口城市“文化符号”--报刊亭现状：经营难“副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