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一次在世界湾区圈露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既有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也有强劲的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撑。2017年，广东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相关从业人员名列全国第一。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经济发展能量。据统计，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9市加港澳2区）以不到全国0.6%的土地和不到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3%的经济总量。与同类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占地面积超过旧金山、纽约和东京湾区面积的总和；港口吞吐量是以上三个世界级湾区总和的5倍，位居世界第一；同时其人口年龄的结构也相对较轻，劳动力人口比重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动力强劲等优势。此外，从产业发展来看，香港的金融贸易、深圳的高科技、东莞的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的每一地域可谓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内部均衡，使之成为世界著名湾区应是水到渠成。

（摘编自刘晓琰、樊海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优势》）

材料二：

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比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的发展情况，研究国际湾区发展历程及经验，或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从纽约湾区经济历史的演进来看，由于毗邻港口并占据了有利的区位优势，湾区经济的开端往往越源于港口经济，但随着其经济内涵不断丰富，经济领域不断扩张，之后会经历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这三个不同阶段。纽约湾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合理的行政规划、明确的产业分工、开放的贸易格局等分不开。

（摘编自林勇、沈玲娣等《纽约湾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启示》）

材料三：

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带来巨大冲击，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四大湾区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新趋势。国外三大湾区都加大了对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的研发力度，个别领域甚至出现新的争夺战。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发展紧盯科技前沿，将计算机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力争在“工业4.0”时代的未来产业领域中把握更多的发展先机。在纽约湾区，除了继续保持金融领域的绝对优势以外，创意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迅猛发展。

国外三大湾区的研发机构和企业大都全球布局，供应链遍及世界各地。受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一度阻断。各国纷纷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土，争相就近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国外三大湾区经济发展正从“全球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向“区域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转变。

（摘编自刘佳骏《全球四大湾区：特色鲜明各放异彩》）

材料一：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具体方略有：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摘编自《人民日报政文·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

材料二：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生态不仅指涉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

收敛侵占自然物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理性认识，先民便有这样的睿智，值得今人借鉴。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

然而，现在的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菌，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而行。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摘编自冯天瑜《人类应当对自然深怀敬畏》）

材料三：

东西方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在原始自然观基础上，原始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初始审视，从卡西尔的思想观念中，原始自然观就体现了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关系，人和其他动物以及所有的自然物都属于一种生命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的生存需要顺应自然，依赖自然，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发明的人工取火，保存火种，制造石器、骨器等，就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成就，从创造的劳动工具方面来讲，人和其他动物就存在了本质的区别，人和自然界区分开来，但本质上仍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从东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差异性角度来讲，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的快速迭代、科技的进步，体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观念和行为。但是，从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原始自然观中生命一体化思想逐渐演变为天人合一，具有顺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双重性。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继承发展了东西方传统自然观，是当代自然观的最新体现，与工业文明时代中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人和自然之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将自然和社会碎片化，利用技术和资本将其重新组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掠夺、被操纵的一种形态。自然界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从而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工业文明时期，人和自然之间由相互依存转变为相互对立，由于对自然任意开发，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形势逐渐严峻。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之间遵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缓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

（摘编自金凤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分析》）

材料一∶

智能交通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在破解城市交通问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智能交通自1973年大力提倡以来，早期因受限于通信手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95～2000年，随着数据传输速度突飞猛进的增长和位置服务技术、通信技术的突破，智能交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通信技术已经不再成为限制因素，此时智能交通系统发展主要受限于计算能力。2000～2010年，智能交通技术全面推进，高清视频、智能分析研判等在城市交通领域得到全面应用。2010年至今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出行等将会成为智能交通系统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关键方向。随着城镇化，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面临拥堵、污染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强劲增长，交通供求关系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而道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仅仅依靠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供给能力难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交通问题。智能交通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在破解城市交通问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智慧化，再到智慧网联，传统的交通运输业不断升级换代。信息化改造了以往传统公共交通模式，大数据则是引领了整个公共交通行业往精益化发展的新阶段。以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为例，500亿条数据信息让公交集团能够更加优化资源、实现更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线网优化配置，同时对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的跟踪管理，以保障司机和车辆的最佳状态。与此同时，通过分析用户的出行习惯，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有关候车、实时路线轨迹等信息，乃至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智慧化的交通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更能助力城市公共交通提升运行效率。腾讯2019年复盘了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灯光秀的热力图，发现8万人集中返回，交通疏导一定是个问题。而利用LBS技术和腾讯生态体系下产生的大数据连接交通管理部门，有效验证了城市现有公交线路规划的合理性，进行新公交线路的设计，实现对交通、人流的精准管理。

材料二

（摘编自产业信息网《2020年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材料三∶

大数据应用的最核心功能之一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优化。从现实来看，因信号控制不合理导致的通行资源浪费和交通延误十分明显。就控制范围而言，信号控制可以分为单路口信号控制、干线协调控制（线控制）和区域信号协调控制（面控制）。在模型方面，当前国内外单路口信号控制从模型到应用已经成熟，干线协调控制也有大量应用型产品和案例，但区域协调控制技术应用案例有限。在系统控制软件方面，目前中国依然主要依靠SCOOT、SCATS两个系统，以及美国、西班牙等研发的系统，国内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很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也在尝试建立适合中国混合交通流特性的控制系统，

对于视频识别技术的研究，由于其算法的复杂度以及目标行为的多样性等原因，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在国外已有成熟的智能视频监控产品，可以在监控系统中实现异常状态自动报警的功能。中国城市视频监控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每千人拥有的视频监控数量作为指标，目前中国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北京市每千人拥有摄像头数量为59个，仅仅相当于英国平均水平的80%、美国的60%。而二线城市摄像头覆盖率更低。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二线城市的摄像头数量为5万～10万个；三线城市则<5万个。就摄像头密度而言，三线城市的摄像头密度远远低于10个/千人。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痛点之一。目前数据的碎片化所形成的分割，以及企业之间的壁垒等，容易造成一种“孤岛”现象，很多数据不能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要使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和服务模式更加智慧化、人性化，离不开共享数据。

（摘编自《智慧交通，实现城市效能的最大化释放》等相关资料）

春节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4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专题调查。

一

“每年腊月廿九下午是我和爸爸贴春联的时间，从我记事起到现在，一年都没有落下过。”河北唐山姑娘杜一然（化名）回忆说，北方的冬天很冷，有时她贴春联手都冻木了，但父女俩还是忙得不亦乐乎，浆糊都要刷上好几遍，让春联粘得尽量牢固。

“以前每年除夕夜我都和家人一起守岁，看春节联欢晚会，等到零点，准时出门放烟花。”来自辽宁沈阳的徐畅说，“近年来空气污染较重，倡导环保，家人守岁后聊聊天就休息了。不过，年前和爸爸妈妈一起大扫除、祭祖是我们家必不可少的事情”。

在北京工作4年的张媛（化名）每年都回家过年。“除夕到家，第二天上午就早早起来和家人一起给亲戚朋友拜年。”张媛介绍，去年她和父母还去逛了逛庙会，“人非常多，特别热闹，还有表演活动”。

调查显示，春节期间，89%的受访者会回家乡过年。贴春联（68.4%）和拜年（52.5%）是人们春节前后参与度最高的两个传统文化活动，其他还有祭祖（44.2%）、守岁（44.3%）、收发压岁钱（42.8%）、扫尘（38.8%）、上香（34.4%）、逛庙会（34%）、放爆竹（32.3%）和撞钟祈福（22.4%）等。

徐畅认为，过年扫尘一方面是为辞旧迎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干干净净迎接来拜年的客人。

“‘新春’佳节嘛，就要迎新纳福。”张媛今年春节打算去庙里上香，祈求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去年人非常多没能实现，希望今年如愿”。

调查显示，62.1%的受访者近些年对参加春节传统文化活动更有兴趣了，交互分析发现，18—35周岁青年群体的兴趣度（66.8%）明显高于36周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47.8%）。参加春节传统文化活动，60.9%的受访者是为迎喜接福，讨个好彩头，60.4%的受访者是为除旧迎新，增加年味，其他原因还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54.4%），了解和传承民俗文化（45.6%），不忘祖训、不忘根本（36.1%），凑热闹（17.1%），固定流程（11.1%），打发时间（10.8%）等。

二

“我小时候喜欢凑热闹，过年时大街上有扭秧歌就会去看。”杜一然向记者介绍，小时候，春节期间的“扭会”活动是孩子们的一大盼头，能进行一下午，非常热闹，大人们也都出去看，还可以一起聊聊天。“近几年‘扭会’活动少了，我希望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能传承下去，它很有意义”。

张媛对记者说，她外婆居住的地方以前每年都会组织一些较大的春节传统文化活动。“妈妈会特意带我去看。如今我长大了，那里只是偶尔举办这样的活动了。”

调查中，62.6%的受访者希望春节传统文化活动能结合地方特色举办，56.5%的受访者建议年轻人多走出家门体验文化，少喝酒打麻将，51.9%的受访者希望地方政府对此给予一定财政支持，46.8%的受访者认为可鼓励各地联合举办，36.8%的受访者建议培养年轻艺人，传承传统技艺。

“我们要与时俱进，也要传承传统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徐畅认为，春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一些年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年轻人应多多重视，多多参与。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18—25周岁的占12.1%，26—35周岁的占63.5%，36周岁及以上的占24.5%。男性占53.8%，女性占46.2%。

（选自2018年0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全球第三长河，国家战略水源地，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在维护我国生态和水安全方面的地位无可替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也是我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示范。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长江沿线省市曾过度追求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忽视了长江流域生态容量的有限性和环境承载力的脆弱性。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发展目标长期不平衡，导致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生态“账户”透支严重。长江流域已遭到破坏的生态容量和环境承载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效恢复。更严峻的是，在长江生态需求与生态供给重新实现平衡之前，长江生态“赤字”仍会持续增长。因此，“大开发”带来的后果必须通过“大保护”来弥补，而且刻不容缓。

“不搞大开发”，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加强自律。自律意味着取舍，背后是对生态价值的充分认可和高度重视。一些地方之所以面临转型困难，本质上是因为还在传统的发展路径上一意孤行。对这些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严格以生态红线为标尺，明确什么不能做。减掉一项破坏生态环境的政策，就是增加一项建设生态文明的举措，这种“减法”正是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的开端。

“共抓大保护”，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加强沟通合作，形成保护长江生态的合力。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的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因长江而构成了统一的生态整体。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省市都无法在长江生态环境破坏中独善其身，也无力独自承担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以行政区划为壁垒。各省市在加强自律的同时，必须同其他省市精诚合作。

（取材于周亚敏等的文章）

材料二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东到上海江苏浙江，西到云南四川贵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带，跨越11个省市，面积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经济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开发的累积效应和缺乏科学的空间开发管控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严重威胁长江作为国家战略水源地和重要生态支撑带的地位。

受生产和运输“亲水”特性的影响，长江干流和一些主要支流沿岸高风险企业聚集。目前，沿江布局有62个工业园区，其中，全国40%的造纸、43%的合成氨、81%的磷铵、72%的印染布、40%的烧碱产能聚集在该区域，尤其是重化工企业密集分布，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多达250余种，由此导致环境突发事件频发，严重威胁所在地及下游地区的供水与生态安全。

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共发生环境突发事件2574起，约占全国总数的53.6%；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环境突发事件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环境突发事件总数的80%以上。

（取材于杨桂山、徐昔保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积蓄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进一步解开思想认识上的结。不搞大开发，并非不发展。长江是资金、人口、资源等多要素流动的大动脉，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这三大坐拥黄金水道的动力引擎在城市发展群上进行了探索。

据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统计，近十年间，该中心直接支持上海179个项目、投资1360亿元的产业转移，去向绝大部分是武汉、合肥、重庆、成都等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产业转移初期以制造业为主，近年来电子信息类项目越来越多。

在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同在长三角的湖州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大力发展以物流、金融、科技、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家庭服务等绿色消费性服务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咸宁市，纺织服装、冶金建材、森工造纸等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逐渐“变脸”，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医药健康等干亿产业集群正在这座拥有128公里长江岸线的城市崛起。

从产业合作到川电入渝，从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到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从成都东进到重庆西进，随着川渝两地能源、信息、开放通道等方面一体化不断提升，成渝城市群从概念逐渐走向现实。

（取材于李亚彪、徐海波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在我国，初次分配是指市场根据要素效率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体现了国家意志强制性；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如果说初次和二次分配分别是由“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推动的，三次分配则可理解为不同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有人担心三次分配是劫富济贫，是重回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三次分配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产物，其目标是和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一起推进共同富裕。

（摘自《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次分配》，有删改）

材料二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道德力量。

三次分配主要通过自愿公益捐赠开启进一步的调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腾讯集团宣布投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帮助，充分发挥了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

通常来说，在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和社会进步比较低的阶段，三次分配往往不易彰显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分散的、零散的、短期的、自发的个体行为，而且慈善捐助数量很小。而当人们收入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比较高的阶段之后，三次分配才能够发挥出更加明显的作用，毕竟富人们需要在有能力并有意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摘自《三次分配是什么？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有删改）

材料三

我国慈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材料四

从调查数据来看，德国第三次分配领域的社会参与意愿和程度都比较高。就慈善捐赠而言，德国捐赠理事会的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1900万德国人进行了捐款，约占德国10岁以上人口的28.5％，个人捐款总额达到54亿欧元，同比增长5.1％；每笔捐款平均40欧元，每人每年平均捐款7次，这两项数据都达到了德国历史最高水平。在德国，致力于追求公益目标、慈善目标的社会组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捐赠的个人或公司，最高可以扣除5％的应税收入。德国政府还通过项目招标的方式为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德国捐赠理事会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联邦部门的资助下开展慈善组织“透明度”提升项目。

德国政府倡导慈善组织在法律范围内的自治管理，一方面推动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发挥行业组织在慈善监管中的重要作用。德国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是其有代表性的权威机构。该组织自1992年以来向符合其申报标准的慈善组织颁发捐助徽章，其审查的内容包括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机制、对公众透明度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等。如果慈善组织不再满足其审查标准，捐助徽章还会被撤回。

德国的慈善教育，注重教育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全面性和方法的多样性。德国家庭引导孩子从关爱动物、家务劳动做起，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还会带领孩子参加助人的公益活动以及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进而培养孩子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意识。德国学校将慈善教育贯穿各个学科、不同阶段，开设相关慈善课程，培养学生平等、宽容、仁爱、互助的慈善理念。社会教育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德国通过慈善组织、媒体等机构，在全社会营造慈善氛围，动员民众广泛参与慈善捐赠。

（摘自《德国怎样进行第三次分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