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思想和阐释空间的百家争鸣，是有其物质形态为依托的，否则争鸣无处承载。百家争鸣的诸多核心人物，均以私学为本，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机构，招揽天下人才，传授弘扬本学派思想。学派以思想领袖式人物为标志。百家争鸣时期，以孔、墨、庄、荀等为代表，各种可以称“子”称“家”的思想体系，皆为学派。这些学派的思想与学问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为中华学术文明的整体结构与衍变上升奠定根基。

——摘编自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材料二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

——摘编自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认为，教人为学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为学方法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以外，从“修身、处世、接物”等方面进行道德的体验与践行。从明代开始，书院制度移植到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欧美等地，成为当地了解、接受中华文化的窗口，并融入当地的文化传统，有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摘编自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研究》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发展

材料二   根据《汉书》记载：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大约有“千八百国”。到春秋时期，还剩140多个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了。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意见，并互相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摘编自《中国历史》

中国学者北大著名教授袁行霈、严文明在其著作《中华文明史》里曾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浩浩荡荡。在这五千年里，中国文化出现了三座伟大的高峰，分别是春秋战国、大唐盛世、赵宋之世。可以说，这三个时代是中国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里说：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拥有不亚于西方文明的辉煌时代，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媲美古希腊文明，伟大的唐朝盛世不逊色于光荣的罗马帝国，繁荣的宋朝媲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