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取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弃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王安石奉“富民”为交法宗旨,但在神宗“富国强兵”愿望的压迫下,其抱负难以充分施展。至元丰亲政后,神宗利用新法中固有的“富国”因子,大肆聚敛,扩大国家专利,便变法轨迹发生逆转。
——葛金芳、金强《近二十年来王安石研究述评》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提出“理财为方今先急”的背景以及“理财以农事为急”的目的。
(2)材料二认为“变法轨迹发生逆转”的原因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体现“富国”因子的变法措施。
(3)封建学者把王安石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王安石“是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你认为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应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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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秦国率先推行县制,按地区划分国民,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国家公共权力直接控制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人。秦统一后将秦国的制度推向了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简言之,商鞅变法使国家形态走向成熟,对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具有长远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通过商鞅变法让学生接触思辨》
(1)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变法中“使国家形态走向成熟”的具体措施。
材料二 王安石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是想尽量用经济的办法管理国家财政,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也证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马克真主编《世界文明史》
(2)据材料二,概括王安石理财思想的特点并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三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认为社会变迁的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
I渐进性微变:在原有社会经济形态内的积极性社会变迁(弱式)
Ⅱ.突发性微变:在原有社会经济形态内的革新性社会变迁(强式)
Ⅲ.创新性巨变:突破原有社会经济形态的革断性社会变迁(强式)
Ⅳ.传导性巨变:突破原有社会经济形态的外因诱导性巨变(弱式和强式)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3)日本明治维新属于哪一类型?结合知识进行简要阐述。
材料一 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即买米)食不利,而又加重征,而民不得无(不)取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也。
——《商君书——外内》
材料二 熙宁四年(1071年),司农寺拟定的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熙宁五年(1072年),颁行市易法,在京城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以100万贯作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的货物,赊货给商贩贩卖,也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货物及借款,需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
——转自历史风云网
材料三 (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
——《宋史》
材料四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适应于时代之。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指出商鞅和王安石对商业的态度。结合时代背景简析其原因。
(2)结合材料三、四分析司马光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
材料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的进士科考试中,太宗录取进士109人,与太祖朝相比,人数大增。此后历次进士科录取人数均达数百人,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更高达987人,创有科举以来的最高数额。在宋朝科举考试中,寒庶之族开始受到真正的重视,科举及第的也越来越多。两宋时期取士范围的扩大,还表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延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工商之士也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太宗即位后,即开始着力提高及第士人的社会地位,在帝王的倡导下,朝廷自上而下皆厚待及第士人,由此也使得科举入仕的文臣的地位渐趋隆盛,宋朝的以文治国之策得到彻底贯彻。科举考试中的相关条令基本趋于完善,唐朝科举制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均予以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朝廷制定的严格的考试法令,这对于阻绝权贵之门的弄虚作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自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始,殿试除试赋、诗外,还试论,并且有的考题已开始涉及到某些现实问题,殿试内容的这一变化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宋朝最高统治者希望于科场中选拔真正的治国之臣的愿望。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1)根据材料,概括宋朝科举制度的新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科举考试改革的意义。
【推荐1】“我祖宗以来,罢诸侯权,聚兵京师,衣粮赏赐丰足,经八十年矣。虽已困生灵、虚府库,而难于改作者,所以重京师也。今西北强梗,边备未足,京师卫兵多远戍,或有仓卒,辇毂无备,此大可忧也。远戍者防边陲之患,或缓急抽还,则外御不严,戎狄进奔,便可直趋关辅。新招者聚市井之辈,而轻嚣易动,或财力一屈,请给不充,则必散为群盗。今生民已困。无可诛求,或连年凶饥,将何以济!赡军之策,可不预图?若因循过时,臣恐急难之际,宗社可忧。臣请……,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得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范仲淹整顿军备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范仲淹整顿军备的具体措施。
【推荐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盖免役之法……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得其人缓而行,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行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
——《临川先生文集·上五事札子》
材料二臣(司马光)向上曹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民失业穷愁无告……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宜先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56
材料三及神宗朝,荆公秉政……国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后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风俗为朝廷之害。其害百姓者,可以一旦为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则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反矣。
——《日知录·宋世风俗》
回答:
(1)材料一、二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各自的理由是什么?
(2)材料二、三的相同点、不同点是什么?
(3)三则材料所谈问题的根本目的是否一致?说明理由。
材料:南宋朱熹认为变法“轻用已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才教化,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下诬君父,上欺祖宗,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纲纪文章扫地尽废。”
清代末年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他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则“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其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变革”。
20世纪30、40年代诸多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谷城提出变法动因:“一曰外部的压迫,二日内部的贫弱”。范文澜认为变法“急需加强军备”,钱穆提出变法“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摘编自何文国《王安石历史评价面面观》等
(1)根据材料,分别评价朱熹、梁启超、近代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对王安石变法形成不同观点的因素。
材料一 孝文帝迁都洛阳示意图
材料二 北宋前中期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化简表
年代 | 收入/贯 | 支出/贯 |
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 15085万余 | 12677万余 |
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 | 12625万余 | “所出无余” |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 | 11613万余 | 13186万余 |
材料三 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商鞅变法,废孝弟(悌)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
(1)依据材料一、二和所学,比较北魏孝文帝改革与北宋王安石变法背景的异同。
(2)材料三中张之洞对北魏孝文帝改革、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是否客观?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张之洞持此看法的原因。
材料 熙宁二年(1069年),宋廷开始精简军队,压缩编制,到元丰八年(1085年)禁、厢军总数减为80万左右,比原先减少30多万。熙宁七年,开始实行“将兵法”,把当地各部分禁军以及有战斗力的厢兵、蕃兵、乡兵等,混合编组为“将”,下设“指挥”。每“将”自2000多人至1万多人不等,通常为5000人左右,设正、副将为长官,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才能的人担任。诸将长官统领并训练本将士兵,以达到将知兵、兵知将的目的。将兵多数戍守本路,在本路辖区内更戍,但也有一部分将兵到指定的别路更戍。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实行将兵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安石将兵法改革。
材料一 王安石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以夺富民之利……
——苏辙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适应于时代。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材料二 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列宁《关于纪念日》
材料三 自彼得一世起,俄罗斯把学习西方作为富国强民的唯一出路。但西方的路俄罗斯能否走得通?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俄罗斯人。许多人感到俄罗斯的优越之处正在于东正教与农民村社,正是在这些东西中,隐含着俄罗斯现代化的真实途径。1860年代,由废除农奴制而引发的改革使斗争空前激烈,俄罗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把西方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普世道路”而遵循前进,还是找一条“俄罗斯特殊性”之路?这就是此后半个世纪展现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基本事态,它涉及思想与文化斗争、政治与经济斗争。
——摘自钱乘旦为《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所作序言
(1)据材料一,概括苏辙、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认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种不同认识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材料三,指出列宁与钱乘旦关于1861年改革在观点上有何共同点,在看待这场改革时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