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我国就初步建立了考课官吏的制度。秦汉时，考课官吏重外官、轻内官，既有“郡国上计”，又有“六条”刺察，还没有形成以才、守、政、年为考核内容的完整规范。而继考课之后的赏罚，多取决于皇帝。考核权的行使，或由丞相，或由三公。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 唐朝考课之法见于《唐六典》按唐制，任何人一经入仕，不论身份和地位，都须参加考课。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尚书省考功司负责考核四品以下官吏，三品以上高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制按其不同职责来实际考核官吏治绩，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重在对官员品德操行的要求，“二十七最”是对不同职责的官员提出的具体才能标准

——摘编自宿志玉（唐代官吏考课制度》等

材料一   人才标准问题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人才思想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诸子百家倡导“德才兼备，德先于才”，曹操《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唐太宗反复强调“为官择人，惟才是与”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从实践中开始尝试新的人才标准：必须具备外语能力；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中，关键是掌握近代军事科技知识； 洋务派的新人才观打破了传统的人才范畴，人才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

——摘编自徐凯、胡君辰《人才评价标准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起源于18世纪中叶，正式确立于19世纪70年代。文官制度要求在选拔文官的公开考试中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通才”原则造成了英国文官的贵族化趋向和英国社会对教育科技事业的普遍冷淡态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职能日益转向经济管理，不懂专业知识的行政“通才”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政府工作。1968年《富尔顿报告》揭开了二战后英国文官改革的序幕，增加专业人员的比重，实现专业化管理，要求今后考试任用的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这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打破“通才”体制，却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官选才标准的深思。

——摘编自《从富尔顿改革看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材料一   汉朝由于郡县之外，还有王侯国制度，以致景帝时发生“七国之乱”。汉武帝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十三部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第一条是打击强宗豪右以强凌弱的暴行，余下五条都是针对二千石高官的种种不法行为，如不奉诏书聚敛为奸、喜怒无常任意杀人、选举官吏营私舞弊、纵容子弟为非作歹、勾结豪强鱼肉乡里等等，表明了《刺史六条》的打击对象。《刺史六条》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以后的监察立法提供了经验。

——摘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1日06版）

材料二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法制文明发展的时代，监察法也有了新发展。玄宗时期，在总结监察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监察六法》：“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摘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1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