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舜典》到《清会典》这样连续出现的鸿篇巨制，说明古代法规一直处在由简到繁、由粗及细的逐步完备的发展过程中。从残酷的刑罚规定到废除肉刑，从首重刑法到兼及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纠纷，表明法规一直受到社会发展和各种矛盾变化的直接影响。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严刑峻法的内容，还兼及维护礼制、处理家庭财产继承以至尊卑贵贱主奴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种严格等级秩序，鲜明地反映着法规的阶级性质。中国古代，君主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君主所颁布的诏令敕谕是最高的法律形式，所作出的裁断是最高的判决。从北齐至清代，一直把“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列为刑章之首，正是统治意志的集中反映。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的长期并行，既说明古代法规的兼容性，又表现出立法、司法长期依附于政治权力，体现以君主权力和“人治”为中心的专制政治的特点。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路德的主观动机是纯粹宗教性的，然而他的思想行为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世俗社会的巨大变化。从思想上来说，路德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将灵魂获救的根据从外在的教会转向了内在的信仰，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马克思说“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从实践上来说，路德的宗教改革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引发了一系列宗教战争，并且通过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立为处理宗教分歧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确认了宗教分裂的事实，从而使宗教宽容精神取代了宗教专制主义而成为新时代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种宗教宽容以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普遍宽容的精神氛围中，现代科学和民主才成为可能。

——摘编自赵林《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自首是唐律最为发达的法律制度之一，唐律中自首制度的律文较多，与自首有关的律文主要规定于《名例律》和《斗讼律》之中。在《名例律》中就规定了自首的基本原则：“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唐律疏议》曰：“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唐律自首的成立条件：自首前提必须是“犯罪未发”；如实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法定官府自首。不能适用自首制度的特殊情形：杀伤之罪；“于物不可备偿”之罪；事发逃亡者；越度（关卡）关及奸之罪。

——刘琬淇《唐律疏议之自首制度》

材料二   《唐律疏议》是历代刑法的集大成者，其中定罪量刑所体现的诸多刑罚原则和制度都充分吸取了历代刑事立法的技术和经验，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深化和创新，自首制度也不外如是。唐初尊奉儒家思想，在立法上特别重视礼法结合，唐律的“一准乎礼”正是前代礼法结合思想自然引进的结果。唐初由于均田制的推行，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社会平民财产比以往有所增加，而相比于动荡时期的劫盗行为，此时无论是“强盗”还是“窃盗”，其社会危害性均有明显降低，已不能仅用简单的严刑峻法来规范。

——陆江宁、陆超楠《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材料一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拜占庭帝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查士丁尼命人组织了一个由10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搜集、整理罗马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法律法令，并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增删、修订，最终编纂成一部汇编式法典，被人们统称为《民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学说汇编》《法学阶梯》《新律》四部分)。人们一般以《查士丁尼法典》作为这部民法大全的代称。《民法大全》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巨大，近代西欧多数国家在制定法令时都将该法典作为参考。

——摘编自周晓菲《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法典》

材料二   《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启蒙思想运动，其中卢梭的政治学说和法律思想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为《拿破仑法典》的制定清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人权宣言》宣扬的自由和民主，对于其后法国的每一部法典的制定几乎都有影响。《拿破仑法典》把《人权宣言》关于权利保障的部分移植到了民法领域。《人权宣言》提出的法律至上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民法典的制定进程。拿破仑·波拿巴凭借铁腕统治稳定了法国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他极力推动法典化的建设，尤其是民法典的建设，并亲自任命民法典起草委员、参加法典条文的审议讨论会。《拿破仑法典》试图将更多的法律原则写入法典，由此，这部民法典的多个法律规定具有宪法方面的指导性意义，还有一些法律原则至今仍适用于法律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谢斌《论<拿破仑法典>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