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燔诗书而明法令"。残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惰而致贫者，举以为孥。
——摘编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传送委输，必先悉行……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也，不欲兴黔首"。
——摘自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秦简记录的秦朝条今
材料三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商鞅》
材料四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的特点。材料二能否佐证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归纳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及原因。
材料一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材料二 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汉文帝接受贾谊的“儒家‘兴礼乐’，更新秦朝法律，‘刑不上大夫’”的建议。汉律规定，对普通人犯随时逮捕，对有贵族官僚身份的人犯，如需要逮捕的，必须先奏请皇帝批准，逮捕后不加刑具，以示宽容。刘邦时，法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惠帝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
——据李小兵《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整理
材料三 公元前3世纪左右，平民在法律上已取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开始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到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一般臣民以公民权。帝国初期罗马法学家们讲的“平等”，不仅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平等，而且也是建立在罗马奴隶制社会相当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平等。古希腊多葛学派进一步提出自然法体现人的理性的观点。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和后来的法学家们继承并系统论述、论证自然法学说。
——沈宗灵《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归纳古代中国与罗马在法治方面，有哪些相似点？
（2）对比材料二、三，指出古代中国与罗马法律在保护对象、立法理念、经济主张等方面有何不同？
（3）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说：“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洋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试以古罗马法的演变为例，阐释该观点。
材料一 在清代中叶之前国家的边界大多模糊不清，近代中国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后，遇到与国外边界产生纠纷的情形。直到清末，清朝才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鸦片战争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则是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党到改革开放，遵循以军事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其中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军事革命是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党确立了以军事建设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强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建设服务于军事安全。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十八大，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党在十八大以来创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构建国家安全体系。
——摘编自肖晞、王一民《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安全思想发展析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抗战期间，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他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他指出，运动战、游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他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论持久战》等
材料二 基于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国民党认为，持久战战略分为防御和反攻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应着重于防守，依靠现有军队，多线设防，“固守阵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拖延战争，以待国际列强的干涉，这是“抗倭胜利唯一要诀”；第二期则采取决然进攻态势。
——摘编自尹艳辉、栾雪飞《试析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持久战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抗战战略的异同。(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评析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战略主张。
材料一 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发生重大转变。康熙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和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实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弱化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摘编自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
材料二 20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三十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史实，简析康熙时期“长城意义的骤降”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对长城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二战后，法国农村改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农村实行结构改革，重点开发西部、西南部和中央高原欠发达地区，由政府制定计划投资，加强农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起，增加农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贷款和补贴，推动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繁荣农村经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政府制定法令，以低息贷款、财政补贴等形式，推行农业现代化开发计划。政府还实行一系列财政刺激和扶持政策，鼓励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村人口，采取多项奖励措施，鼓励人口向农村流动，以促进农业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由于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福利的完善，法国人对乡村景观、自然环境的诉求愈发强烈。
——摘编自陈晓律《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近代中国农村衰落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这为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现代化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发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导向，通过农业合作化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社会主义，使其成为支持工业现代化的基础。由此，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由农村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格局得以形成。
——摘编自钱宁《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对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
材料三 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现代农业体系初步构建，农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摘编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1)根据材料，概括中、法两国农村发展战略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我国21世纪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
材料 屈原，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出生于公元前339年。屈原身处战国末期的楚国，其家世显赫，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得楚怀王的宠信，曾任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主张革新政治，“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后受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诬陷，怀王“怒而疏屈平”。公元前304年，屈原离开郢都，漂泊汉北；五年后，被怀王召回郢都重新任用。公元前296年，屈原再被放逐江南。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后，屈原理想破灭，万念俱灰，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没有复兴楚国，但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楚辞》，创新了诗歌的形式，丰富了浪漫的精神气质，承继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厚实了象征性意象，也实现了中国诗歌由集体咏唱进入个人独创的跨越。司马迁对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言：“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摘编自《浅论屈原的宗国情怀》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屈原生活的时代特征。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的原因。
材料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居住在太湖流域等南方江河湖泊交叉之地的农民把围田、筑塘、开浦、疏江四项工程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采用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使粮食生产“亩收信种”；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海产资源的开发，使农副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丝织、棉织、冶铁、制瓷等行业，因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等地制瓷工艺追求的釉色和质地之美，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冶铁业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以冶铁作器，犀利胜常云”。日益细密的手工业分工、活跃的商品经济促使同类的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成立行会；行会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努力缩小行内的竞争和互相帮助，保证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南方盐、茶、银、铜为主的税收，在工商税收中占很大比重；为增加政府税收，两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南方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市舶司主要官员负责到外国引客商或贩货回国，市舶司官员每增收100万两税额，就升官一级；援引这项制度，海商无论本人是否在职，均按这个标准奖赏。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经商活动；不少官僚经商，工商子弟进入仕途。入宋以后，出现大批出生于南方的政治人物，如苏州人范仲淹、抚州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人欧阳修等著名政治家，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及成为政治中坚，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中南方比重的增强。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
材料 唐时，面对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唐太宗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他通过军事征伐大败突厥并使之内附，平定吐谷浑并助其复国，平定高昌、焉耆及在西域具有较大影响的龟兹，“龟兹平，西域震骇”。同时与吐蕃通过和亲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并设置一系列的都督府，由少数民族各部酋长对本族进行统治，这使得统一稳定的局面基本上形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虽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的一种羁縻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它不是限制，而是有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给予少数民族首领以优待，封官进爵，并且给予其部族以优惠的安置，进而削弱民族隔阂，最终实现同化的目的；同时通过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在民族交往中实现多元发展。
——摘编自田小飞、王延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及民族观》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民族政策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 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法文明取代礼乐文明的原因及礼法文明形成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