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材料   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重要国际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主要通过联合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断开放、积极进取、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联合国舞台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如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多边军控和裁军条约，不断扩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力和财政支持，并且主办世界妇女大会。中国通过与联合国的全面合作，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国际环境，而且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得以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摘编自张贵洪《联合国是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重要舞台》

材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二十年间，各种灾荒迭发，兵发匪祸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从宋代开始，儒家知识分子选择将建设基层民生秩序作为其“外王”的重要手段与途径。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谙舆论之重要性的知识分子便以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作为其为农村社会发声的重要舆论平台。在灾荒救济方面，他们提出了“以工代赈”之策略。在教育改革方面，知识分子更是主动投身于乡村教育，企图以改良与发展乡村教育救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知识分子就土地国有还是私有意见不一。但他们的建议与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局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20世纪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重建基层民生秩序的任务中断，民生关怀热潮走向回落。

——摘编自谌月《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农村民生关怀》

材料   冯简，字君策，我国著名科学家、无线电研究创始人。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先后受聘为重庆大学电机系教授、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抗战时，他通过借读、拜学等方式，把战争中流亡到重庆的学生尽可能地吸收到重大就读，只为培养更多的无线电通信人才，缓解国家之所需。此外他在重庆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35千瓦短波电台，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整个抗战时期他的电台未曾中断过一次任务。1940年，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波研究所——交通部电波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中国第一座电离层观测台，从事大气天空对电波反射影响的研究，开启我国电离层常规观测的先河。1947年秋，年过半百的他深入北极圈，在异常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采尝试与重庆作6900公里远距离通信试验，最终喜获成功，他是我国到达北极进行科学研究并获巨大成功的第一位科学家。

——摘编自《抗日战争中的重庆》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几乎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迁徙的过程中，既有江北人士持续移居江南，也有统治阶级为了调整边疆人口分布，免遭敌对政权掳掠，将人口往内地或军事重镇的迁移，还有将南方少数民族粗暴地驱赶下山以补充兵员、营户和奴婢的行为。此外，一些民众根据自身需要而非受强制性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行流动也已经出现。

——摘编自郭林生《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湖北的荆襄、郧阳地区，陕西的巴山老林地区都聚集着许多开发性的经济移民，他们从事开矿、种靛等生产活动，都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在首位。当时，有的商人甚至走出境外，以至于缅甸江头城出现“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的现象。清代前期，广东人口则以潮、惠、嘉为中心，向东流向台湾，向南流向高、雷、廉、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向西流向广西、四川、云南，向北流向江西、湖南、湖北及陕西等地。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三   晚清时期，出洋华工群体以福建、广东地区的为多，流入地区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东南亚、南美地区为大宗。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加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淘金之所。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

材料   杨度，1875年生，18岁考中举人。

1907年，杨度阐释“君宪救国”思想。经袁世凯推荐，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开启了清朝国会请愿的先例。

1915年，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为袁氏称帝大造舆论。“洪宪”皇帝梦破灭后，杨度被判为帝制祸首，通缉捉拿严惩。

1922年，杨度对孙中山坦诚的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此后，他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精神让杨度深为感动。杨度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搜集了大量情报，为党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摘编自谢春涛《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等

材料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走向衰弱的时代背景下，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一场乡村社会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普遍认识是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突出代表是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在1928年开始提出“乡治”的主张，到1931年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即依靠“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搞“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乡农学校”；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三是建立“合作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他说：“共产党闹的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代替才可以”。

       ——摘编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材料   《民彝》何为而作也?大盗窃国，予智自雄，凭借政治之枢机，戕贼风俗之大本。……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英伦宪法之美，世称为最。……吾民彝之屈而不信、郁而不彰于宪典也久矣。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吾民于此，其当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而求此适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顾此适宜之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先进国民之所以求此政治者，断头流血，万死不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吾民宜固其秉彝之心田，冒万难以排去其摧凌，而后以渐渍之工夫，熏陶昌大其光采，乃吾民唯一之天职，吾侪唯一之主张矣。

注：“民彝”本意是风俗、伦常等，《民彝与政治》一文中用它指代人民的意志。

——摘编自李大钊《民彝与政治》(19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