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科学家的信

1983年，美国开始实施“星球大战”计划，随后，欧洲启动“尤里卡”计划，日本也制定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给邓小平等写信。信中说：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1983年3月5日，邓小平对此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同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由于科学家的建议和邓小平对建议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作出的，这个宏伟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摘编自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4月提议筹办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在开幕之前，在上海开展为期一周的国货运动大会，激发全社会重视国货、爱用国货、制造国货的热情；政府还颁布了《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成立国货调查委员会。政府还编印了《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还制定了会旗会徽，谱写了会歌，开幕之后，每天出版《国货日报》，在会场免费发放。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华国货展览会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南市正式开幕。展品对象仅限于国货，共分食用原料、制造原料、饮食工业品等14类。大会共征集到了全国22个省、4个特别市的共13271件展品。最多的是上海，有3798件，上海、江苏、广东、天津4个省市占了全部展品的一半以上。全场展品中，50%是原料品，40%是手工业品，机制与半机制品仅占10%。开幕之日，盛况空前，中外来宾1万多人，观者5万余，蒋介石亲莅会场举行了升旗礼。

——摘编自洪振强《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述论》

材料   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主义运动一浪一浪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从自发走向自觉。抗战时期，中国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结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完成了中国从近代初期笼统排外主义到科学地打倒帝国主义原则的转变。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理性提升的历程》

材料：经学教育自汉确立，直至清末，始终占据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在此期间出现的教育思想或实践（如下表）。

——摘编自郑梦雪《楔入正统：经学教育的五次冲击》

材料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经济封锁。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出，以流通券置换法币，缩小流通量，缓解通胀压力，用边区的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控制边区物价上涨。1944年7月，商业流通券开始发行。在此之前，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边区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军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时进行精兵简政，节约财政开支。1944年，陈云提出边区经济离不开进出口贸易，也就离不开法币，金融不能仅稳定在物价上，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要维持边币和法币保持相对的购买力，促进边区的进出口贸易。边区还利用陕北食盐产地的优势，鼓励发展食盐生产和运输销售，购买边区急需的药品布匹等急需物资，扩大进出口贸易，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到1944年，边区基本实现了物价稳定。

——摘编自王乾《根据地应对法币的政策》

材料：1950-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旧中国工商税种的基础上建起以14种工商税收为主的税收制度。1959年，在国营企业试点税收与利润合并缴纳。到1973年为止，国营企业事实上只征收工商税。此时期，构建出的是一个新的财政类型，可称为“现代家财型财政”（下图）。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7年开始，政府与企业间广泛实行承包制，以企业相对固定的财政上缴（利、税），由此带来现代家财型财政的现实终结，国营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学会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去利用市场机会，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也获得了成长的缝隙和空间。在1994年集中进行的税制改革和2004年后逐渐开展的税制改革基础上，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真正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经历如此种种变革后，税收型财政成型，中国成为税收国家。

——摘编自江国华、韩玉亭《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唐宋时期庙会的类型可分为定期庙会和临时庙会，城市庙会和乡村庙会，进香庙会和迎神庙会。此时庙会活动包括宗教祭祀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和商业贸易活动这三大类。庙会宗教祭祀活动可分为佛教庙会祭祀活动、道教庙会祭祀活动和民间俗神庙会祭祀活动；庙会文化娱乐活动主要包含戏剧和其他民间文艺活动；庙会商业贸易活动的交易内容包括饮食、日用百货和其他服务型商品。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对庙会宗教、娱乐和商业活动的管理，还是民间庙会行动的组织者、组织机构和管理费用，都对庙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牛晓丹《唐宋时期庙会研究》

材料二   明代，庙会与政治连接更为紧密。朱元璋大力提倡官修城隍，鼓励举国皆祀。他为了利用庙会束缚人民，还敕封前代一些有名的忠臣并为其建立庙宇，如关羽庙、岳飞庙等。到了清代，庙会规模扩大，庙宇数量增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北京地区的庙会，各种庙宇共计1300多所，如黄帝庙、观音庙、土地庙、火神庙、龙王庙等。庙会在宗教、娱神的同时还有娱乐等活动。《妙峰山进香图》就描绘了人们赶庙的情景：进香者攀援山道沿途祭祀，山涧中有茶棚、戏班、杂耍、撑杆等，山脚下村庄有各种民间艺术、商品贸易之类的活动。

——摘编自王江华、姬文慧《浅谈庙会文化》